廖承志与《华商报》的创办

运筹帷幄：筹划创办《华商报》，为其注册和确定报头倾注心血

面对大批的内地知名文化人陆续抵港这一盛况，同时为了宣传中共的抗日方针和揭露西方列强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廖承志领导下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决定在香港创办一份党领导下的有影响的报纸，以建立一个对外宣传的据点，让香港居民和散居世界各地的千百万华侨、外国友好人士能有机会了解中共抗日政策。1941年2月10日，廖承志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打电报请示说:“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一报纸，……以救国会之姿态出现，但不太露锋芒, 不过我党重要文件应发表。我想在《新华日报》受压迫，而港其他报受国民党收卖的情况下，为冲破他们的封锁办这个报，就是其生命只有几个月也是有意义的。如何盼示。”

2月中旬，廖承志在得到周恩来的电报复示后，即开始付诸实施。根据周恩来的复示，廖承志邀约了邹韬奋、范长江、夏衍、乔冠华、金仲华、胡仲持、羊枣、张明养、恽逸群等人，开会研究办报的具体事宜。按照香港政府当时的规定，要在香港办报或者出周刊，都得先向港英政府注册，一定要有一个有威望的香港人做“法人”，同时还要先付2000元港币的“按金”，这在当时实在是不容易！廖承志很快就找到自己的表妹夫邓文钊帮忙。邓文钊是何香凝的侄女婿，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硕士。在廖承志的启发下，邓文钊的思想不断得到升华，逐步认识到, 要救国救民于水火只有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于是，他不顾风险，毅然接受中共委托，把任职的华比银行和经营的崇德堂, 供作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通讯处和接受华侨抗日捐献的联络站。为了办好中共在香港的这份报纸，邓文钊很快请求哥哥邓文田作为办报的“法人”。邓文田是香港华比银行的买办，属于很有声望的人，“按金”也由他垫付。办报的具体事务则由邓文钊负责。1946年《华商报》复刊后邓文钊再次出任董事长，为祖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贡献。

至于报名，则定为“华商报”。为什么不起个“先锋”、“前进”或“救国”之类的名字，而称“ 华商”呢？当时确定这个报头确实让廖承志颇费了一番心思：香港主要是靠转口贸易来维持其繁荣的经济，因而商人是港英当局赖以支持其殖民主义统治的社会基础；换句话说，在香港这样的商埠，如果撇开商贾，实质上也就失去了繁华的基础，如果报名直接可以看出是张党报不但会招致各种反对势力的围剿，而且发行一定会受到限制，不容易在香港立足。同时，邓文田是商人，报刊名称最好不要有政治色彩。基于这样的考虑，这张报纸以《华商报》冠名是最合适不过的了。确定报名之后，廖承志还特意吩咐负责同志收集了海外华侨极为崇敬的孙中山先生写的“华”、“商”、“报” 三个字的墨迹，拼起来做了报头。用孙中山的墨宝拼成的报头，较易得到广大香港市民和海外华侨的支持，国民党右派也无借口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