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雷刚
廖承志是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和中共统战工作的元老，其一生与香港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缘。早在抗战刚开始不久的1938年初，中共南方局便对刚满30岁的廖承志委以重任，令其出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在担任“八办”主任期间，廖承志致力于团结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积极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冒着生命危险组织营救驻港民主人士与文化人士的壮举尤为人们津津乐道。在此期间他还与香港抗战报人相濡以沫、共同奋斗，开辟各种文化宣传阵地。其中，创办《华商报》是抗战时期廖承志在香港文化统战工作的杰出成就之一。《华商报》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是中共在抗战的历史关键时期于香港创办的第一张中文报纸，是揭露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宣传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号角。
危难之处显身手：积极关心和解决来港报人的生活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等相继失陷，抗日烽火燃向大江南北。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十分严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虽然已经进行了3年多，但英国和美国加紧玩弄“东方慕尼黑”阴谋，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继续采取纵容让步的绥靖政策，力图以牺牲中国来换取与日本的妥协，让日本在解决中国问题后把侵略矛头指向苏联，在这样的国际局势影响下，国民党政府更加紧了进行防共、限共、反共的活动。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妄图消灭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迫害民主进步人士，肆意取缔民主进步报刊。重庆《新华日报》、桂林《救亡日报》的出版发行遭到诸多阻挠和破坏，后被禁止出版、停刊。至4月底，内地数十种宣传抗战的进步报刊被迫停刊，昆明、成都、桂林等地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均被查封。在这种情况下，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决定将重庆、桂林等地可能遭到迫害的文化界、新闻界著名人士，安全转移到香港。1941年二三月间，有计划地到达香港的文化界、新闻界进步人士达100多人。夏衍、邹韬奋、范长江和梁漱溟等若干不满国民党反共分裂政策、不愿做亡国奴的文化人士纷纷从内地赴港办报办刊。
这些报人、文化人的加盟，使香港报业人才济济，香港抗战报业由此达到了鼎盛时期。但是，由于众多报人聚居香港，住房、工作、安全等问题一度非常突出；国民党中央委员吴铁城又指使特务收买投机报人打入香港新闻界，使香港各界报人们的观点不尽一致，有时甚至互相攻击。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为团结更多的报人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廖承志作了大量的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带领“八办”工作人员，积极地利用在港的熟人、朋友和其他社会关系，竭力解决好报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安全问题。
廖承志的表妹夫邓文钊是香港英国华比银行的副经理，潘汉年的岳父董仲维是香港商会会长和道亨银行的董事长，他们在上层社会和港府中有许多熟人和朋友。而老地下党员连贯等人则在华侨及下层民众中有许多关系网。通过这些上、下层的关系，廖承志领导下的“八办” 较好地解决了报人们的生活、工作等困难。胡风来港后，廖承志曾上门探访。廖承志详细地向胡风介绍了香港方面的情况，以及内地文化界人士撤抵香港后的近况。他说: “蒋介石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使中共蒙受了重大损失，许多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亦无辜地遭受迫害。我们现在要充分地利用香港这块特殊的阵地，团结并争取更多的在港文化界人士，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宣传阵地。……胡先生的抵港，无疑又强化了我们抗日宣传的力量，希望胡先生继续拿起您那如椽巨笔，为中国的抗战文化再写华章。”廖承志还抱歉地对胡风说：“其实，在胡先生来港之前，周副主席已经亲自打电话给我了，实在因事务缠身，未能亲自迎接，请先生见谅。来港后，有关你们全家的生活，我已经安排有关同志负责照料，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尽管提。胡先生，你看这样安排好不好？”“真是太感谢了! 我们十分满意。” 胡风夫人赶忙接过话头，“昨天，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给的150元港币，这不，先生这一身西装就是用你们送来的港币在旧衣店选购的。穿上它，还蛮精神的，真像个教授了！”廖承志的此次造访体现出来的踏实稳健、平易近人的中共领导人的风格,给胡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次见到这位稳重诚恳的领导人，感到他的作风是那么亲切平易，他的政治品质是让人信任、敬重的。”若干年后，胡风仍旧记忆犹新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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