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与《华商报》的创办

力挽狂澜：处变不惊地应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华商报》的破坏

经过两个多月紧张忙碌的筹办工作，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华商报》终于在1941年4月8日创刊了。它是对开四版一大张的晚报。其创刊号头版正中位置还刊载了香港大资本家何东爵士的题词：“唤醒侨胞”，以增加华侨商人的味道。报纸由邓文田任督印兼总经理，其弟邓文钊(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 任副总经理。廖承志邀请范长江任社长，张友渔为总主笔，廖沫沙为编辑部主任，陆浮、张惠通分别担任采访部、营业部主任。并确定夏衍负责文艺版，邹韬奋执笔撰写民主运动方面的社论，在此基础上成立社务委员会，政治上由廖承志统一领导。廖承志在灯下拟出这样的发刊词：

“我们在这重要的时候，处身在远东大局的神经中枢香港，深深关切着祖国的使命。祖国正在艰危的奋斗中，向着民族解放的目标前进。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这是有赖于中华民国每一儿女，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一致继续不懈的努力的。……因此，我们原本上述的信念，在抗战的过程中，就海外舆论界的岗位，担当起号召，推动的任务……”

事实上，在抗战时期，除了重庆的《新华日报》以外，此时的《华商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领导并公开发行的又一日报。《华商报》实质上担负着中共在香港进行对外宣传抗日的重要使命。因此，从创刊起，该报就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广大华侨宣传中共的团结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残害人民的行径，并以其翔实的内容，鲜明的立场，透彻的分析，生动的文笔，独到的见解，以及精辟的国际评论，名人荟萃的文艺副刊，吸引着海内外众多读者，在海外侨胞中享有很高声望。

要闻版刊登的国内政治形势的真实情况每天一篇社论传达共产党的声音，及时反映海外侨胞的意愿，经常刊登反映国内外真实情况的通讯，以及有关华北、华南地区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的报道。此外设有大大小小的言论、杂文，与社论形成相呼应之宣传效果。还有每周一篇乔冠华的《国际一周》和张铁生的《酬州闲话》，对国际形势的动荡变化，分析得有理有据，让人心服口服。还有接连不断刊登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如邹韬奋的《抗战以来》、茅盾的长篇连载《如是我见我闻》、范长江的长篇通讯《祖国十年》，千家驹的《抗战以来的经济》等，在读者中影响都很大。该报除了在香港和内地发行外，还销往新加坡、槟城、越南等地，销售量达一两万份。

《华商报》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无情揭露，很快就激怒了国民党顽固派及其特务机关。他们经常捣乱、破坏。为此，廖承志曾在5月18日致电周恩来并书记处, 作出这样报告: “自该报(即《华商报》)出版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多方捣乱，如破坏承印及收买报纸，不许买《华商报》，曾因此，发行数量由一万份降到二千余份……”面对这种形势，廖承志处变不惊，体现出了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和丰富的斗争艺术。他经常深入报社传达党的指示，继续亲自约请知名文化人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著名爱国人士为《华商报》撰稿，呼吁团结抗日。同时请文化名人在香港《光明报》、《笔谈》、《抗战文学》等左翼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揭露国民党的丑恶行径，以努力扩大影响，广泛争取海外华侨及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持，将国民党的破坏造成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廖承志还积极奔走，争取华侨对《华商报》提供工作上的支持。著名华侨陈嘉庚在廖承志的感召下，得知《华商报》的困境后，毅然派员从南洋赶赴香港开办印刷公司，专门承印《华商报》。慑于陈嘉庚的威望，国民党特务再也不敢随意对《华商报》进行破坏。《华商报》由此又得以起死回生。

廖承志之所以能在抗战时期成功创办《华商报》等抗日报刊，与香港报人建立团结合作、共赴国难的合作关系，一是与其丰富的报人经历有关，1936年底廖承志曾主编《斗争》杂志，1937年4月又担任中共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的总编辑，因此他对办报事务很熟悉，与报人有共同语言；二是因为香港的出版环境、言论相对自由以及华侨、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持；三是廖承志平易近人和“乐天派”的性格也使得许多港九报人能与他和睦相处。在抗战时期，如火如荼的香港报业之所以能在中国抗战新闻出版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是与廖承志和香港报人之间的荣辱与共的共同奋斗分不开的。《华商报》等抗日报纸成为抗日时期中共驻港机构与港九进步报人联系的阵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2日日军占领了九龙，香港沦陷，香港众多文化民主人士以及报人在廖承志的策划下，开始一场敦刻尔克式的大撤退，这就是著名的“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华商报》也于12日发表了最后一篇社论《团结动员抗拒日寇》之后主动停刊。1946年1月4日，在饶彰风的领导下，《华商报》在香港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