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如何与共产国际联系

潘汉年先行前往上海未获成果

潘汉年接受上述任务时，正值中央红军二度占领遵义，准备向贵阳进发之际。他经过一番安排，化装成一个商人，改名杨涛，邓发（时任保卫局长）为他找的一个商贩结伴，混在被红军拘捕的一帮大烟贩子中。他凭着丰富的社会知识和能言善辩的口才，没有多长时间就同这些商贩混熟了，并使他们非常信服。当红军向贵阳转移时，这些在押的不法商贩一起跟着部队出发，潘汉年有意策动他们行动迟缓，落在大队人马的后面，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时，便带着他们逃跑。负责押送这些商贩的部队指战员心知其中的奥秘，虚假地追赶了一阵也就作罢。这些商贩则把潘汉年当作义士侠客和救命恩人，处处给以照顾和保护，从而一起混过了沿途国民党军队的盘查，平安地到达贵阳。

潘汉年到贵阳后，找到中共贵州省工委的秦天真，在听取当地的工作汇报后，及时传达了中央的三点指示：（1）迅速建立起贵州省工委会；（2）准备迎接红军，建立面向贵阳、遵义，背向川滇的苏区；（3）搜集贵州敌军的军事地图、军队密码、飞机符号等。潘汉年在贵阳休息了一个星期，随即在秦天真派的社会关系蓝运城（女）掩护下，一同搭乘敌军地方部队运转物资的军用汽车前往广西柳州和梧州，再转乘轮船到达广州，并继续转赴香港。三四月间，潘汉年从香港写信给吕鉴莹联系，得知潘渭年在上海，然后经吕联系，约定兄弟俩在上海相见的地点，即离港赴沪。

潘汉年抵上海，得知潘渭年的领导是董维健（即董健吾，时任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长），即要他向董报告，要求与当时中央局负责人会面。经董联系后，潘汉年与负责中央局工作的浦化人见了面，进一步得知上海中央局已于1934年6月、10月和1935年2月遭到敌人3次大破坏，遂于1935年3月另行成立上海临时中央局，以维持党在白区的工作及各方联系的局面。潘汉年到达上海后，向浦化人说明了中央派他来上海的任务，并要求寻找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关系。浦告诉他，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又名劳伦斯）不久前已被敌逮捕，目前已没有负责人在上海，而且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在此久留也不安全，劝他们回香港等候，并通知有关方面与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取得联系。因此，潘汉年与潘渭年约好今后联系办法后重返香港。

潘汉年回到香港后，又主动设法与另一渠道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即会见了原先的情报关系梅龚彬（原名梅电龙，从1932年起即有来往）、钱铁如以及多年失去党的组织关系的柯麟和叶挺等人。从这些熟人那里，潘汉年初步了解到共产国际将于下半年在莫斯科召开代表大会，要想找到共产国际的关系，可以前往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于是便寻求办理出国的手续。梅龚彬约请前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与潘汉年见面，请他们疏通两广派的关系找出国的门路。叶挺也找到了广州警察局专管出国旅行护照的关系，为潘汉年办理出国手续。

陈云历经艰险赴莫斯科找到共产国际

在潘汉年先行去沪的同时，陈云则继续随红军西进，经过两渡赤水、突破乌江、强渡金沙江、飞夺大渡河等艰难历程，于1935年5月31日到达西康的卢定县城。当晚，陈云出席了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的形势与任务。会议作出两项决议：一是中央红军北上走雪山草地一线，以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陈云前往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会后，张闻天同陈云谈话，再次说明白区工作的重要性和中央派他去沪的意图，嘱他尽快沟通中央与外界包括同共产国际的联系。6月，中央红军攻取四川西部的天全县，终于摆脱了强敌的围追堵截，也为陈云出川赴沪创造了有利时机。

由于陈云此行肩负重大特殊使命，中央对他的旅途安全作了周密的部署：（1）采取迂回前进的路线，为了避开国民党军警密集的封锁线，安排陈云从天全县灵官殿村向南绕道荥经县，之后经雅安北上成都，南进重庆，再乘船沿长江东去上海。（2）找一名当地的共产党员随行照应，人选为土生土长的地下党员席懋昭（四川仪陇县人，1933年加入共产党，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天全县灵官殿村小学校长）。（3）找一个可以作挡箭牌的“向导”。恰巧在红军进入天全县时，抓获了当时的县教育局长，此人又是荥经县的一个地主，正好可以利用。于是红军将他随军押到灵官殿村，然后故意让他脱逃，好为陈云他们所利用。然而，在随后的历程中仍是充满了惊险和机智的交织。

6月上旬的一个雨夜，陈云装扮成一个躲避红军的商人，在扮做川军军需人员的席懋昭陪同下，于灵官殿村离开继续长征的红军队伍，踏上了艰险的路程。当时由于中央红军进入川西，四川境内大小军阀都很惊恐，急忙调集所能动员的军、警、宪、特，外加乘机入川的“中央军”，到处设卡，层层封锁。陈云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奉命出川，困难可想而知。但他在四川党组织的协助下，以自己的勇敢和机智，终于闯过了一道道险关，其中，那位同行的教育局长还和陈、席二人成了“患难之交”，给了不少帮助。

当陈云、席懋昭离开灵官殿村沿着泥泞小路前行不久，那位被红军有意放跑的天全县教育局长，很快跟了上来。这位局长庆幸自己“死里逃生”，与陈、席二人不期而遇。席懋昭主动和他打招呼，佯称他俩是为躲避红军而往外跑的。当时这位局长身处荒郊野外，在失魂落魄之际碰到了两个同样遭遇的人，正是喜出望外，即以实情相告，并流露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意。这一点，正是陈、席二人求之不得的。由于这位教育局长在天全、荥经两县是个知名人士，同地方军阀、豪坤均有交往，有他相伴而行，一路上方便得多，顺利通过了敌人的一道道关卡。到了荥经，这位“患难之交”的教育局长还招待陈、席二人在自己家里住了一宿。随后，他俩继续以商人和川军军需人员的身份往成都赶路，机智地应付了反动军警的多次盘查。

到达成都后，陈云持刘伯承的亲笔信拜访他的挚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胡见刘信，既为老友健在而喜，又为新朋的安全担忧，忙对陈云说：现在外面风声很紧，你尽快离开这里为好，随即安排他就在美丰银行楼上住宿。第二天一早，陈云还交给胡公著一张文稿，请他派人到《新新新闻》报馆刊登一则《廖家骏启事》，内称：“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象牙图章一枚，文为寥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是周恩来与陈云事先约定的“平安到达成都”的联络暗号，以此告慰党中央。随后，陈云告别胡公著，与席懋昭在约定地点会合赶往重庆。他们时而坐车，时而步行，机警地避开敌人关卡。到达重庆后，陈云持刘伯承的另一封亲笔信，在一家店铺里找到了刘的弟弟，并在其家中住了下来。12天后，陈云买到了去上海的船票，与席懋昭在朝天门码头依依惜别，独自乘轮船顺流东去。

陈云于6月底（或7月初），抵达上海时，这里已是今非昔比。他化名李介生，先在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永安旅馆住下。由于中共地下组织接连遭到4次破坏，一时难以接上组织关系，而且从公开登报反共的原共产党员名单来看，就有70多人认识陈云，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在这种异常恶劣的环境中，陈云只好先通过公共电话簿查到老朋友章乃器的电话，请他帮助找到他的三弟。这时，章乃器已是一位知名人士，除了担任浙江实业银行的副总经理和沪江、光华两所大学的教授外，更是以很大精力从事抗日救国运动，被誉为“中国左翼运动的理论家”。他的三弟章郁庵，曾任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支部书记，以及上海店员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与陈云共同从事过工运斗争。这时，章郁庵改名章秋阳，公开身份是上海东方信托储蓄公司高级职员、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经纪人，并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于是，陈云通过章乃器找到了章秋阳，移到章秋阳在霞飞路的家中暂住，后又住到其在英租界山西北路的岳母家，并通过章秋阳找到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等，从而接上组织关系。当他了解了上海党组织的现状后，决心重整旗鼓。

不料风云再变，上海临时中央局和江苏省委（设在上海）又遭敌人大破坏，浦化人和临时中央局宣传部长董维健等人被逮捕。陈云临危不惧，经章秋阳设法与在临时中央局工作的杨之华（瞿秋白夫人）、何实嗣（何叔衡女儿）取得联系，得知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又通过他们与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员接上关系，初步完成了中央政治局委托的任务，然后又经潘渭年与在香港的潘汉年取得联系，相约在上海见了一面。

共产国际和在莫斯科的中央代表团得知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认为陈云、潘汉年等主要负责干部在上海已难以立足，同时认为原来的那一套斗争方式已不适应，于是决定改变方针，实行隐蔽精干、以待时机的策略，指示他们立即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去工作或学习。

设在上海的中央特科传达了以上指示，陈云随即向上海地下党组织交待工作。9月上旬，通过宋庆龄的帮助，由国际友人马海德医生开着一辆高档的福特轿车，把陈云和陈潭秋顺利地送上一艘苏联货轮，同行的还有曾山、杨之华、何实嗣等七八人。为了躲避国民党军警上船搜查，苏联船长把陈云特地安排在享有检查豁免权的船长室；其他同志则藏在货轮最底层的闷舱里，又黑又脏又臭，空气十分污浊，直到货轮驶出黄浦江进入大海后，他们才得以登上甲板重见天日。当货轮到达海参崴时，陈云一行离船踏上这个中苏边境城市。苏方为了掩护他们，公安人员持枪装作押送走私犯的样子，把陈云一行以“偷渡者”名义带下货轮直接护送到海参崴公安局。在这里，陈云等人立即换上了西装，休息两天后改乘火车西去莫斯科。潘汉年则化名水番三郎，于8月下旬乘苏联货轮“东方号”离开上海，也于9月上旬到达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