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如何与共产国际联系

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听取陈云关于遵义会议情况汇报并表示认同

陈云于9月上旬到莫斯科后，随即被安排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也称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9月25日至10月11日召开），并在大会闭幕后同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滕代远受到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的接见。9月底（或10月初）开始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化名史平）任监察委员会委员。10月9日，同陈潭秋等曾出席共产国际七大或青年共产国际六大的11名中共代表一起，进入莫斯科列宁学校特别班学习，同时做好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实际情况的准备。

这时，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已达一年。正当共产国际执委会急切盼望了解中共情况之际，陈云等人来到莫斯科， 使季米特洛夫（前不久经共产国际七大当选为总书记，并分管共产国际中国部的工作）等领导人非常高兴。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中国问题，听取陈云、潘汉年、陈潭秋3人的汇报。陈云详实地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开始长征的艰难历程，以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及候补书记弗洛林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答复。

陈云的汇报，如实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和红军在战略转移初期的混乱，说明出现这种情况虽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华夫（即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所造成，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拒绝毛泽东倡导的积极防御方针，尤其是在从江西到贵州的长征第一阶段，虽然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但从指挥上看犯了三个错误：一是“部队出发西征之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二是长征“上路时所带的辎重太多，带了许多笨重的机器和大量的物件，我们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工厂的机器都抬走。专门运输这些设备的，就有5000人”。以致“主力部队全都变成了辎重护卫队……先头部队往前挺进，而后卫部队还落后在二三百里之外，……大大削弱了我们的战斗力”。三是在进行路线上仿佛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写好的路线。但是“由于军用地图上的位置常常标错，我们常常走进死路而被迫走回头路”。因此，“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结束”。“我们抛弃了过去的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由于策略改变了，我们前进比较顺利，打进了贵州，攻占了遵义城。”

接着，陈云汇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 ，着重说明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而且有中央红军的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会议“彻底纠正”了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前一阶段犯的一系列军事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从而“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这次会议还决定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四川进军。经过一系列艰苦的斗争，“两支大军———红四方面军和江西中央红军终于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师”。

陈云接着高瞻远瞩地指出，这次“历史性会师”具有的重大“政治意义”：（1）冲破敌人的包围圈，主力红军实现了大转移，标志着蒋介石“清剿”红军计划的破产。（2）红军两支大军会合后，建立了强大的革命根据地，而且具备了红军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实力，因而可以与敌人进行更大规模的较量。（3）在江西时敌人可以把我们团团包围，现在红军位于川北、陕西、甘肃和青海一带，军事战略条件比以前更加有利。蒋介石现在只能从东向西或从南向北对我们发动进攻，再也不能从四面进行包围，这种有利的战略位置是今后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陈云的汇报，还总结了遵义会议后中国红军之所以能够摆脱被动挨打局面、实现转败为胜的原因，认为归根到底在于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1）红军有着真正英勇不怕牺牲的战士。（2）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特别是领导上都成熟起来，培养了一批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政治、军事领导人。（3）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他强调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关键在于“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陈云在汇报中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即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所犯的关门主义错误，主要表现为“我们同十九路军订的军事协定，不是建立在创建反帝统一战线这一正确立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把十九路军看作是某种试图走特殊道路的反动势力，把它视为没有任何前途的第三种力量”。从而明确提出：“我们的党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改变自己的策略，在已占领的阵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通过这条统一战线来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

总之，陈云这次当面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所作的详细、客观、平实的汇报，使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红军撤出苏区以后中国革命的现状，庆幸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终于走出低谷，重新迈向胜利。这对他们正确了解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富有实践经验的领袖群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之前，1935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经将毛泽东列入共产主义运动杰出活动家的名单，并被选举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这次听取陈云的汇报，季米特洛夫等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才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也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班子的认同。并且由于共产国际七大已经作出决定：共产国际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各国领导可以“独立地来解决斗争中的政治问题和策略问题”。因此，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当听到中国红军因指挥上的“左”倾错误导致巨大损失后，都感到非常痛心和惊讶，意识到共产国际以往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与实际不符，需要重新检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从以上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反应可以看到，陈云的这次汇报，胜利完成了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交给的特殊使命，对重新沟通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