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寿春
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既是为本国的的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而斗争，也是国际无产阶级共谋人类解放的组成部分。因此，怎样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国际援助的关系，是涉及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期间及会后的妥善处理，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遵义会议慎重处理了自主决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期间，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由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转折点，从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和革命。遵义会议纠正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情况非常特殊，不仅不是在共产国际指示下进行的，而是恰恰相反，既严厉批评了受共产国际支持的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独立自主地重新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连多年来尊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李德也因军事路线上犯了严重错误而被批判，并撤销其军事指挥权。这些做法是中共党史上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也是政治上已经成熟的重要标志。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遵义会议采取的上述重大措施，是在拥护共产国际的大前提下进行的。会议虽然批评和纠正了博古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所犯的“左”倾教条主义，以及朱德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但没有涉及共产国际在指导上的责任，相反却给予必要的尊重。会议决议对共产国际1933年10月、1934年2月和6月的数次来电均作了肯定性的评价，也没有点名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负责人王明（当时正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是因为，八七会议纠正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及1931年中共三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都同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分不开。直接召开这次遵义会议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一个下层组织，所以，怎样妥善地处理与上级领导机关的关系，既坚持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主要负责人，又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继续争取苏联的支援，就成为遵义会议后必须慎重处理的一个重大问题。
新任总书记张闻天及时部署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1934年5月，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书记处会议，鉴于不久前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队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中央红军还很少可能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于是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重要决策报请共产国际批准。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然而到同年10月，由于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破坏，国民党特务不仅逮捕了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和电台工作人员，而且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以致中共中央被迫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
1935年3月5日，任弼时从红二、六军团致电已经从江西突围的中共中央，报告上海中央局派交通员两次来红二军团，并带来与沪电台联系的密码，所持中央局介绍信称：中央驻沪全权代表处去年10月遭破坏，在上海的中央局、共青团组织、工会、特科“均受极大破坏，干部牺牲很多”，“沪完全坍了，和中央关系中断三月”。经考察，来人“似无大问题”。我们拟建立此间与上海经常的交通线，并拟在津市建立中转站。因此间电台功率小，与上海“恐无通讯希望”，望“中央台仍注意和沪台联络”。
对于任弼时告之的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深感当务之急是要打破信息闭塞状态，随即决定派人去上海恢复党的白区工作，并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于是，张闻天代表党中央首先找潘汉年（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谈话：中央研究决定，让你和陈云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白区工作部部长）离开部队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恢复党的秘密工作，并设法打通上海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只有这样才可能掌握国际形势的全局，以利确定正确的行动方针。并且告诉潘汉年：我们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电台早已中断了。你知道，我们同国际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你们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得设法到莫斯科去。总之，应当尽快地和国际打通联络线，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结果和红军战略转移的近况。张闻天还说：遵义会议后，考虑到今后的军事行动将更为艰难和严峻，党中央曾打算将中央机构转移到南洋地区去活动，但没有确定下来。现在派陈云和你出去，就是要使党中央保持着和国际国内的有效联系，不致被长久地隔绝在边远、闭塞的地区。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还向潘汉年介绍了到贵阳城找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办法。
陈云也和潘汉年谈了话，他们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期已经有过良好的合作，彼此都很了解和信赖。陈云对他说，我们这次要分开走，中央决定让你先行一步，到上海后我们再设法会合。他们约定了在上海的联络办法，是用陈云相识的潘汉年表妹吕鉴莹的地址会合，因为吕的丈夫潘渭年是潘汉年的堂弟，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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