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王观澜的革命情谊

毛泽东说：“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1935年，王观澜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8年5月，他从绥德调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夕，王明从武汉回到延安，在被免除中央长江局书记职务后，他又担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不久，在一次毛泽东主持的中央统战委员会常委会上，王观澜同这位新任部长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争论是由“边区”与“统战区”的区别问题引起的。王明武断地宣布，“边区”也是“统战区”，没有区分的必要。王观澜则坚持认为，“边区”主要地区是中国共产党早就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它同那些虽有八路军驻防，但地方政权仍被国民党控制的“统战区”有明显区别，我们党的工作也应因地制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把这两种地区混同，必将导致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工作要求的降低，这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口号的翻版。两人争得面红耳赤。

六中全会后，王观澜到绥德，召集神府特委和绥德特委的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在六中全会的报告。此后不久，王观澜又根据六中全会精神，起草了一个关于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提纲。在取得边区党委同意，又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支持后，他在桥儿沟召开的边区各县县委书记和县以上统战部长会议上，作了长达3个半天的报告，分析统一战线的现状，阐述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周围制造摩擦的本质和统一战线的前途，系统地提出了反摩擦和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对策。

王明赶到桥儿沟会场听了王观澜这个报告。没多久，王观澜到毛泽东处正巧碰上王明。毛泽东问王明，桥儿沟会议的报告怎样？王明支吾着说，好是好，就是太长了。毛泽东笑着诙谐地说：“长点好呀，我们有些同志就得像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给他慢慢讲才行啊!”

以中国革命领袖自封的王明，对于王观澜公然地同他唱反调，心里十分不舒服。这个善于搞宗派的老手，同他的老搭档、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的康生又勾结在一起，找王观澜的茬子。他们调阅中央档案，没有找到什么借口，便又一次提出王观澜在莫斯科学习时，有所谓“托派嫌疑”，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王观澜闻讯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他找到王明，当面责问：“你说我是托派有什么根据？”王明一见不妙，便一下推到康生身上，王观澜便又去找康生。康生这个两面派，一面请吃饭，殷勤招待；一面回避问题。结果，还是毛泽东得知后进行干预，直截了当地说：“王观澜经过我亲手十年的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王明、康生只好就此作罢。但是，王明、康生当时终究还是两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有些人还是不敢得罪他们。因此，风波过后，已在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上宣布过的由王观澜担任边区党委副书记的决定，实际上被搁置起来。

这是王观澜一生中第三次受到打击。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次斗争中，王观澜得到了毛泽东、陈云等人的有力支持。他根据陈云的意见，给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义正词严地驳斥了王明之流的诬陷与迫害，慷慨激昂地陈述了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耿耿忠心。

不久，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成立了由王观澜担任主任委员的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萧劲光、林伯渠等任副主任委员。毛泽东说，今后，边区统战工作中的一般问题就由统战委员会解决，大事直接请示中央。这样，王明企图对边区党委工作进行干扰、施加错误影响，也就很困难了。

边区统战委员会成立后，及时向各级党政机关发出了关于统战问题的指示，强调在反摩擦的斗争中，政治上要采取积极主动进攻的姿态。王观澜多次明确指出，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站稳立场、抓住时机，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积极宣传和发动群众，打击顽固分子的进攻，使边区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王观澜高呼：“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新的生命”

王观澜随部队长征时，在一次带队外出筹粮途中，粮食断绝，他只得把一匹病马煮食充饥，不料由此染上痢疾，给他种下了肠胃病的病根。

部队胜利到陕北后，由于他过度劳累，身体虚弱，肠胃病越来越严重。

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专门把他找去，关切地问：“观澜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样做工作的？”

王观澜如实汇报:每天无论工作怎样多，总要处理完毕才睡觉。毛泽东听后，说：“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你这样怎么行呢？我们要让懒人学勤快，让勤快人学巧干。”一席话，使王观澜十分感动。此后，他更加拼命地工作，却没有认真领会毛泽东的忠告。结果，肠胃病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终于使这个久经沙场的硬汉子躺倒了。

王观澜住进了中央延安医院窑洞，毛泽东很快知道了。1941年12月的一天早晨，毛泽东在傅连暲的陪同下，走了五六里山路，涉过一条小河，从杨家岭来到中央医院看望王观澜。这时，严重的失眠，已经使王观澜连续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了，他头痛难忍。毛泽东走到他的床前，在一张窄条硬板凳上坐下，亲切地安慰他说：“观澜同志，不能睡就静静地躺着，不要着急，总会睡着的。”就在那次看望王观澜之后不久，毛泽东给他写了一封信：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这封信不仅鼓舞了王观澜同疾病斗争的勇气，后来也成了人们同病魔作斗争的座右铭。

随后，陈云等中央领导也先后来看望他。王观澜后来回忆说：“那时虽然我几十天饮食不进，全靠输液保持身体必需的营养，但我始终愉快乐观，因为我感到我是生活在充满了同志的高度关怀和细致照顾的环境中，有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我是能够战胜疾病的。”

1945年初，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王观澜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的情绪，病情渐趋好转。在2月的一天，毛泽东又去看望他，见他病情确已好转，非常高兴，鼓励他坚持锻炼身体，争取参加七大。这使王观澜非常兴奋，更加加紧锻炼。他把活动的区域由室内移到了室外，由平地活动到锻炼爬山。尽管每次爬上山坡都累得腰酸腿痛，满身大汗，但他还是坚持下去，刮风下雨也不耽误，果然身体逐步恢复起来。

身体稍有恢复，王观澜又开始拼命地看书、学文件，想弥补失去的时间。但由于精力、体力的消耗超出了限度，就在七大开幕前夕，他的旧病再次发作，这次是十二指肠溃疡导致的血管破裂。血，像喷泉似的从嘴里涌出，人坐不起来了。20多天后，肠子堵塞，食物颗粒不进，眼睛渐渐失明。后来，他沉痛地总结这次发病的教训，说：“对待疾病和对待工作一样，不仅要有革命的精神，也必须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如果要求过高，超过了客观可能，那就会招致不良的后果。”

王观澜的生命曾几度处于危急之中。尽管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但是组织上和医务人员想方设法为他治疗。在西药治疗的同时，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老中医李鼎铭先生和另一位老中医，用中药和针灸辅助治疗，终于使他能够进食少量流质，而且抑制了他的神经痉挛。王观澜在同病魔较量中，也逐步掌握了自己的身体情况。他知道自己的心、肺、脑并没有坏，相信只要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把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难关是可以渡过的。因此，当他从严重的休克中苏醒过来，同志们征求他的意见，是否把在托儿所的孩子接回看一看时，他拒绝了。他平静地想，在危急的情况面前，党交给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战胜疾病，战胜死亡，而不是妻子儿女。他相信，孩子将来是一定能看到的。

就在王观澜生命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他的病不一定没有希望，要他鼓起勇气来，采取有效办法，同死亡作斗争。毛泽东的话，让他更加振奋起来，下决心不辜负党和战友们的殷切希望。虽然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但他没有任何慌张和焦躁情绪，而是保持镇定和乐观。几个月后，他的病终于又开始好转。在服用肝汁和菠菜汁后，眼睛也渐渐复明。毛泽东知道他肠胃功能很弱，便把自己土法烤面包用的铁鏊子送给了他。因为他手脚发凉失眠，毛泽东又将自己的一只热水袋送给他。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下，毛泽东、李富春还把他们仅有的一点点营养品给他送去，使他极弱的身体逐渐得到恢复。

1946年秋，王观澜又开始练习走路，从室内走到室外。当他汗流浃背地登上一座黄土山坡，又一次呼吸到陕北山野的清新空气时，他禁不住高呼：“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新的生命!”

1947年4至7月间，康生带领工作组到晋绥的临县郝家坡搞土改“试点”，大搞极“左”的一套，影响很坏。当时王观澜住在兴县张家湾村养病。听到群众的强烈反映后，他不顾自己身体虚弱，把驻村工作团主任姜宝箴叫到床前了解情况。他气愤地说:“这样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土改政策的。对地主也不能乱打、乱杀、实行肉体消灭。你们要学习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这篇文章。”

第二年春天，他得知毛泽东已过黄河，就让妻子徐明清赶到蔡家崖，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听后激动地说:“把一些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派到农村去，名为锻炼，实为害人。”不久，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又一次明确指出了前段晋绥土改工作中“左”的错误，并在讲话中肯定了王观澜关于土地政策的正确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