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王观澜的革命情谊

王观澜，1906年7月13日出生于浙江省临海县城内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早年参加工人运动，于192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历任闽粤特委代理宣传部部长，闽粤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杭武县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中央农委会主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为中国农村农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毛泽东据理力争为王观澜恢复党籍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江西瑞金县云集区叶坪创刊。从《红色中华》诞生的第一天起，主编王观澜就把这个园地当成引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他经常到附近农村去调查情况，宣传党的苏区农村政策，关注老百姓的生活疾苦，因此获得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苏区人民的欢迎。

1932年夏，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被加紧推行，一场所谓“肃托”斗争开始了。八九月间，一些人以《红色中华》发表的一则《有关农村问题的调查》为借口，向王观澜发难。后来又提出他在莫斯科反对王明为首的支部局的“问题”，说他有“托派嫌疑”。于是，中央局有人主张开除他的党籍，并把他关进中央政治保卫局。王观澜不服，云集区9个乡的党支部和广大群众也为之愤愤不平，纷纷写报告、写信给中央局和中央政治保卫局，要求释放王观澜。

几天后，时任中央政治保卫局副局长的李克农对王观澜说:“你没有什么问题，走吧。”可王观澜虽恢复了自由，却被调到中央政府土地部当秘书，《红色中华》主编等职务就这样被悄悄地撤销了。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人仍然坚持要开除他的党籍，并写报告送到云集区委审批。为此，区委先后开了10多次会，拖了3个月，一直没有通过这个报告。1933年1月，中央局作出决定，中央政府机关党组织不再隶属地方党委领导，这样，王观澜的党籍终于被“开除”了。可是，王观澜没有接受这一强加给他的错误处理，始终没有在处理决定上签字，仍然积极地为党工作。直至一年以后，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王观澜的党籍才得以恢复。

1933年初春的一天，王观澜拿着草拟的《春耕运动指示》来到叶坪乡政府，满怀热情地想找几个乡干部征求意见，以便修改补充。出乎意外的是，连去4次，乡政府大门都紧锁着。有一次，他碰上了乡苏维埃主席，约好时间开会，可又是谁也没来。这个情况引起了他的深思。

叶坪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所在地，这里的农民群众为什么生产情绪低落？王观澜找乡苏维埃主席谈话，得到的回答也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于是，他便直接去访问贫雇农，终于听到了真实的反映:粮食不够吃，分田不公平；过去收租、放债、摆架子不干活的人，又钻进农会，摇身一变都成“贫苦工农”了。真正的贫苦农民分的田又少又坏，逃亡的地主却还留着田，等等。情况越来越清楚，这里的封建势力没有真正被打垮，这是群众生产积极性低落的主要原因。

王观澜把自己在叶坪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时，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和打击下，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但他仍对王观澜的工作表示了支持，他很赞成王观澜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告诉王观澜，必须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把群众组织起来，支援革命战争，做好各项工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王观澜开始了叶坪乡的查田试点工作。

王观澜把铺盖从机关搬到村子里，一有空，他就到老百姓家去串门拉家常，群众有什么难处也愿意找他商量。经过王观澜的耐心启发，乡苏维埃主席放下了顾虑，带头串联勇敢正直的贫苦农民，组织起30多人参加的贫农团。王观澜反复向大家讲解毛泽东关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道理，大家也一次又一次地讨论农村的阶级应当如何划分，以及怎样才能彻底打倒封建势力。问题越摆越明，大家的情绪也越来越高涨。

工作局面的打开让王观澜十分兴奋。一天夜晚，贫农团开会，王观澜邀请毛泽东前去参加。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好！好！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解决问题。走，我和你一起去看看。”

他们来到会场门外停下脚步静听，屋里正热烈地争论着：某某户究竟应当划为地主还是划为富农？毛泽东听着，高兴地说：“这就好了，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是斗争胜利的保证。”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王观澜把叶坪查田的试点工作逐渐推向深入，其基本步骤是：贫农团组织起来后，成立“查田委员会”，发动群众查阶级、评议阶级，将群众提供的各种材料综合分析，确定地主、富农的成分，报上级审批，最后按政策规定处理他们的财产。

经过查田运动，叶坪乡的面貌有很大的改变。农民们兴修水利、大搞生产，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叶坪乡查田的胜利，对周边地区影响很大，许多乡村都要求中央派人到他们那里帮助、指导。于是，叶坪的查田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就决定派出工作团，到瑞金县的云集区、壬田区帮助开展查田工作。王观澜除继续指导叶坪乡的工作外，同时还是这些工作团的主要成员。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结了叶坪乡查田的经验，起草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的意见。后来，毛泽东以之为基础，将其修改定名为《怎样分析阶级》，于1933年10月10日由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并予以公布执行，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重要政策。

5月底，毛泽东在中央局会议上作了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6月2日，中央局正式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6月中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石城、宁化、长汀、汀州、瑞金、雩都、宁都、胜利等8个县的查田运动大会，王观澜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此后，查田运动便在中央苏区的闽赣、江西、福建3个省的38个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苏维埃中央政府任命毛泽东为查田运动领导委员会主任，王观澜为查田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

在查田运动中，王观澜参加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定工作，常为报刊写社论、评论和经验报道。其中，《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一文就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由王观澜和谢觉哉共同起草的。他们调查搜集了各种典型材料，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每项原则决定后都附上典型事例，形成了一个既有原则政策、又有具体事例的通俗易懂的指导土地斗争的重要文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怎样分析阶级》两个文件，于1933年10月10日一起颁布执行。由于这两个文件体现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所以，不但在当时正确指导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和各地的土地革命斗争，而且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仍然是党制定土地改革政策的重要依据。

王观澜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虽然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查田运动中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了斗争和抵制，但由于王明“左”倾错误是以党的路线面目出现的，其影响和危害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口号，尽管毛泽东是反对的，但由于“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的坚持，还是被写进了党的正式文件；“左”的政策，仍在实际工作中被强行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