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下午近5时，汪东兴匆匆找到警卫队长陈长江，说：“长江，周总理快到山坡机场了，你快派人去接。”
周恩来的专机降落在山坡军用机场。一下飞机，他便登上专车，在中央警卫一中队小分队的护卫下直奔武汉东湖宾馆。到达百花一号后，周恩来立刻约见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研究了解事态可能的发展。
百花一号到梅岭一号有段距离，徒步容易被发现。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4人便挤进一辆小吉普，驱车去见毛泽东。“主席，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周恩来说。毛泽东还是摆手：“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汉。“那好吧。”毛泽东终于同意了。
走，往哪里走？到长沙？到上海？还是到南昌？直到晚上8时，毛泽东才决定下来：去上海！
“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杨成武问。毛泽东把手一拂：“天上！”一向很少坐飞机的毛泽东这回下了决心。
此时的武汉群众，甚至包括那些冲进东湖宾馆的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就在武汉。因此，毛泽东的转移一直在保密中进行着。
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决定毛泽东所乘坐的飞机自王家墩机场起飞。从东湖宾馆到王家墩机场要经过长长的武汉市区大街，还要通过长江大桥等交通要隘才能到达。沿途的安全，责成武汉军区负责。同时，决定把山坡机场的两架由北京来的飞机也调到王家墩机场待命，以便毛泽东离开武汉时乘用。
夜阑人静，时针已指向凌晨2时。忙了个大半夜的毛泽东刚刚在硬板床上休息了一会儿，正点上一支烟坐在沙发上思考问题。陈长江走过去，说：“主席，全都安排好了，请您马上上车，现乘飞机去上海。”
毛泽东慢慢起了身，走出梅岭一号，门口正停着好几辆车。邱会作和刘丰等人已在那里待命。随即，毛泽东坐上了一辆普通的军用吉普军，陈长江等随行的警卫人员乘坐两辆大卡车前后护卫。
车队驶出东湖宾馆，穿过沉睡的武汉街道，通过长江大桥，向王家墩机场开进。沿途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情况，车队顺利驶达王家墩机场。天亮后，毛泽东登上专机。
7月21日上午11时，飞机稳稳当当地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
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当年中央政治局考虑飞机总有些危险性，决定毛泽东出行不坐飞机，改坐专列）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飞机，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转移到上海后，毛泽东下榻在虹桥宾馆。当天，毛泽东没有睡觉，还在考虑武汉发生的事件。
7月24日晚饭后，杨成武在宾馆的院内陪毛泽东散步，陈长江侍卫在后。走着走着，毛泽东谈到了武汉事件：“杨成武，你以前认识陈再道吗？这个人怎么样？”杨成武回答：“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毛泽东反剪双手，缓步向前走着，追问：“你说，他会反对我吗？”杨成武没有正面回答，迂回地说：“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您干革命的，他们对您是有感情的。”毛泽东深情地说：“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杨成武会意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后来才知道，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后，林彪、江青组织了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这两位武汉归来的“英雄”；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由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决定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后来，又改组了武汉军区领导班子，撤销了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
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后，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并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3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添加了“同志”两字。谁都清楚，在那样特殊的岁月，加“同志”两字便意味着陈再道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所加的这两个字，无疑救了陈再道一命！
在上海期间，为了遏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有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王力这个在“七二〇事件”中大出风头的“英雄”也就此沦为阶下囚。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