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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67年在武汉的一次遇险经历

2014年06月13日13:1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7月20日下午近5时,汪东兴匆匆找到警卫队长陈长江,说:“长江,周总理快到山坡机场了,你快派人去接。”

周恩来的专机降落在山坡军用机场。一下飞机,他便登上专车,在中央警卫一中队小分队的护卫下直奔武汉东湖宾馆。到达百花一号后,周恩来立刻约见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研究了解事态可能的发展。

百花一号到梅岭一号有段距离,徒步容易被发现。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4人便挤进一辆小吉普,驱车去见毛泽东。“主席,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周恩来说。毛泽东还是摆手:“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汉。“那好吧。”毛泽东终于同意了。

走,往哪里走?到长沙?到上海?还是到南昌?直到晚上8时,毛泽东才决定下来:去上海!

“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杨成武问。毛泽东把手一拂:“天上!”一向很少坐飞机的毛泽东这回下了决心。

此时的武汉群众,甚至包括那些冲进东湖宾馆的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就在武汉。因此,毛泽东的转移一直在保密中进行着。

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决定毛泽东所乘坐的飞机自王家墩机场起飞。从东湖宾馆到王家墩机场要经过长长的武汉市区大街,还要通过长江大桥等交通要隘才能到达。沿途的安全,责成武汉军区负责。同时,决定把山坡机场的两架由北京来的飞机也调到王家墩机场待命,以便毛泽东离开武汉时乘用。

夜阑人静,时针已指向凌晨2时。忙了个大半夜的毛泽东刚刚在硬板床上休息了一会儿,正点上一支烟坐在沙发上思考问题。陈长江走过去,说:“主席,全都安排好了,请您马上上车,现乘飞机去上海。”

毛泽东慢慢起了身,走出梅岭一号,门口正停着好几辆车。邱会作和刘丰等人已在那里待命。随即,毛泽东坐上了一辆普通的军用吉普军,陈长江等随行的警卫人员乘坐两辆大卡车前后护卫。

车队驶出东湖宾馆,穿过沉睡的武汉街道,通过长江大桥,向王家墩机场开进。沿途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情况,车队顺利驶达王家墩机场。天亮后,毛泽东登上专机。

7月21日上午11时,飞机稳稳当当地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

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当年中央政治局考虑飞机总有些危险性,决定毛泽东出行不坐飞机,改坐专列)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飞机,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转移到上海后,毛泽东下榻在虹桥宾馆。当天,毛泽东没有睡觉,还在考虑武汉发生的事件。

7月24日晚饭后,杨成武在宾馆的院内陪毛泽东散步,陈长江侍卫在后。走着走着,毛泽东谈到了武汉事件:“杨成武,你以前认识陈再道吗?这个人怎么样?”杨成武回答:“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毛泽东反剪双手,缓步向前走着,追问:“你说,他会反对我吗?”杨成武没有正面回答,迂回地说:“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您干革命的,他们对您是有感情的。”毛泽东深情地说:“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杨成武会意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后来才知道,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后,林彪、江青组织了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这两位武汉归来的“英雄”;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由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决定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后来,又改组了武汉军区领导班子,撤销了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

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后,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并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3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添加了“同志”两字。谁都清楚,在那样特殊的岁月,加“同志”两字便意味着陈再道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所加的这两个字,无疑救了陈再道一命!

在上海期间,为了遏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有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王力这个在“七二〇事件”中大出风头的“英雄”也就此沦为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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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吴思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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