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作家陈登科和他的长篇巨著《风雷》

从《樱桃园》到《风雷》

1950年末，陈登科来到北京，进入由著名作家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期间，他在丁玲的亲自指导下，创作出版了小说《淮河边上的儿女》。1951年７月，《活人塘》经陈登科进一步加工修改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歌颂军民血肉关系的现实主义力作，不仅轰动了新中国文坛，而且被译成英、日、法、德、俄等10多种文字出版，从而奠定了陈登科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专门报道了陈登科的不平凡经历，时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周扬撰写的题为《陈登科和他的小说》一文也同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对他的大众化文艺创作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

1953年春，陈登科从中央文学研究所毕业，他仍按照自己的创作老路，深入群众，来到社会主义建设第一线，参加了安徽佛子岭水库工程建设，并担任六工区教导员。在那个火热的年代，陈登科一边与水库建设者们一起忘我工作，一边创作出版了40万字的长篇小说《移山记》。这是他写长篇小说的首次尝试，标志着他已不再是只能用地方土语写战争故事的工农作家了，而是能够架构长篇巨著，描写他过去接触不多的知识分子、工人及形形色色人物的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了。

次年，陈登科先后来到安徽省阜阳地区颍上县和以盛产樱桃而闻名于世的太和县，在这里开始构思一部题为《樱桃园》的长篇小说。

1956年夏，陈登科赴北京出席党的八大，住在前门饭店。有一天，他的好友、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中青社）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前来探望。聊天中，陈登科对江晓天说起自己正在构思的《樱桃园》的故事梗概：一个在淮海战役中负伤、被抬担架的老贫农冒死救出的解放军战士，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后，当了连长。转业后，他要求到地方工作。为了寻找那位老贫农并报答救命之恩，他选择去淮北地区工作，带头创建农业合作社的故事。由于俄国作家契诃夫有个话剧剧本也叫《樱桃园》，所以江晓天建议陈登科把小说标题改一下，陈登科遂决定将小说改名为《寻父记》。

1958年冬，陈登科开始动笔创作这部小说，期间在合肥、蚌埠、黄山、濉溪等地断断续续地写，直到1960年5月底在宿县写成70章。当时由于中青社派人来催稿，陈登科便整理出其中60章，用铅字打印出来，作为小说第一部交来人带回中青社。社领导看了小说稿后认为，《寻父记》是写农村阶级斗争的，恰好符合当时的形势需要，遂决定把它作为重点书稿来抓。陈登科接到中青社的电报后，立即赴京从事修改工作。他和江晓天等共商修改事宜，采取流水作业，交错进行。江晓天每看完三五章，就送给陈登科，谈谈具体意见，并出点主意让他进一步补充修改。到1963年底，这部小说全部脱稿，交出版社发排印本时，正式改名为《风雷》。

为了广泛征求意见，中青社除了将《风雷》排印本分送安徽省委各位书记和中央办公厅地区研究组各位同志外，还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和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林默涵及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各送了一份，请他们审阅。陈登科根据上述各方面反馈的意见，又用了3个月的时间，对小说作了第二次修改。1964年5月，由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题写书名、长达60余万字的《风雷》（上、中、下三册）由中青社公开出版发行，第一版就印了9万册。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多次予以出版或再版。

陈登科后来在谈及《风雷》的创作心态、思想时，说：“《风雷》起源于1958年我写的《樱桃园》，本是歌颂大跃进的书。故事讲的是复转军人祝永康在淮海战役中负伤，是淮北的父老乡亲，用自己的生命救了他。祝永康复员后，来到淮北旧战场寻找救他的人，就是寻父，安家淮北，和淮北人民一起在大跃进中建设共产主义新农村。可是大跃进失败了，变成了灾难，只好写灾难了。可是直接写灾难，根本通不过。我只好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推到1954年底，淮北当时也闹了灾。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会议，总结三年困难时期的教训时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们的一些干部背叛人民，欺压人民，我就要鞭笞这些无耻之徒。我们有许多为人民讲话的干部挨整，我要为他们鸣冤。我要告诉大家，是人民用生命帮我们打下天下，胜利了，我们不能忘本，所以安排了寻父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