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作家陈登科和他的长篇巨著《风雷》

劫难中创作不息

小说《风雷》出版后，社会反映强烈，一些省（市）、地区把该小说作为“四清”工作的参考读物，甚至人手一册。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江青、姚文元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把《风雷》说成是宣传“桃园经验”、“在刘少奇亲自授意下炮制出笼的”毒草。他们利用所把持的《人民日报》，频频发表“安学江”、“宛敬青”等人的批判文章，疯狂围剿《风雷》。1967年11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安徽两大派群众代表时，江青突然宣布陈登科是“国民党特务”。一时间狂飙骤起，陈登科遭到了灭顶之灾。安徽的造反派带着他们事先编好的黑材料到陈登科的故乡，到他战斗过、工作过的地方，逼迫他的乡亲、战友、同事签字画押。在安徽，陈登科被批斗300余场，抄家3次，洗劫5次，《风雷》等一大批手稿被焚毁。

被逼无奈下，陈登科只得携家人化装潜逃北京，住进老朋友王亚梅家。住了一段时间后，他预感到在王亚梅家待不住了，又转移到储虹家。他对妻子梁寿淦说：“你仍回王亚梅家，就说我已经走了，明天你叫孩子全回合肥，只留晓陆（陈登科幼子）在我身边，看看北京的动向，也好心中有数。”果然，他的孩子白天刚走，造反派当晚就抄了王亚梅的家，王亚梅和梁寿淦被抓走。造反派在街上贴出通缉令，还成立侦缉小组，专门在北京追捕陈登科。为了摆脱造反派的追捕，陈登科写了一封信，请人到天津去投寄。信是写给在合肥的大女儿的。他知道，这封信的第一读者一定是公安人员，第二读者是造反派，女儿应是第四或第五读者。因此，信写得非常简单：“我已被江青点名，你相信爸爸是革命的。”时隔3天，造反派果然放了梁寿淦，直奔天津而去。陈登科又对储虹说：“你赶快通知寿淦领着晓陆，不回合肥，从青岛去上海，今夜就离开。”梁寿淦走后，造反派的侦缉组也就罢手了。接着，陈登科又写了第二封信，对储虹说：“这封信，你替我到武汉寄出，顺便再到合肥去一趟，摸摸武斗情况。”储虹从合肥返京后，告诉陈登科合肥的武斗十分严重。此后，陈登科便躲在储虹家里，既不与社会接触，也不与左邻右舍交往。一晃两个月过去了，陈登科得不到爱人的音信，又很想念儿子晓陆，便对储虹说：“我要去上海。”他不顾储虹的劝阻，执意前往上海，和蛰居在苏州河上一条小渔船内的家人相会。结果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那天，在岸上玩耍的晓陆被别的孩子欺负了，就哭着去找爸爸，结果引来了监视孩子的造反派，致使陈登科在上海被捕入狱，妻子梁寿淦也被关押了近两年，儿女们从此流落街头。

在那些失去自由的日子里，陈登科用香烟纸做成围棋子，自己和自己下围棋。他还日夜不停地构思《赤龙与丹凤》、《破壁记》等长篇小说提纲。每构思一章，他便把提纲写在香烟纸上，以教孩子识字为由寄出监狱，转已获自由的妻子保存。因屡遭摧残，陈登科身患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等症，医院曾3次下病危通知书，但他靠着坚强的意志和信念，硬是挺过来了。５年多的囚禁终因他的“特务”问题查无实据而结束。

1973年６月初，出狱后的陈登科带着写在香烟纸上的小说提纲，躲进了九华山下的小城青阳开始创作。1974年４月12日，一部洋洋130万字的长篇巨著《赤龙与丹凤》脱稿。继之，他又和肖马合作完成了长篇小说《破壁记》。

粉碎“四人帮”后，陈登科获得平反，被恢复了党籍和安徽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等职务。《人民日报》也重新为小说《风雷》正名。晚年，陈登科虽疾病缠身，仍笔耕不辍。1998年10月12日，他走完了自己颇富传奇色彩的80个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