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坤静
陈登科，当代著名作家，曾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安徽省分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活人塘》、《杜大嫂》、《雄鹰》、《风雷》等。他从识字寥寥的青年农民，到游击队战士，最终成长为写下800万字文学作品的著名作家，他的传奇经历堪称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奇迹。那么，他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又是如何写出代表作长篇小说《风雷》的呢？
抗日走上文学路
陈登科于1919年４月５日出生在江苏省涟水县上营村小兴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由于家境贫寒，他直到12岁进私塾时才有了自己的名字。少时的他曾经贪玩任性，懒于读书，令父母、先生大为失望。一次，因背不出先生要求背诵的字、词、句，他又像往常一样，被罚跪在地。膝盖疼得实在受不了，他便举起砚台向先生砸去，然后拔腿跑回了家，结果被父亲用扫帚没头没脸打了一顿。之后，他被拽回学校向先生赔罪，先生直摇头，说：“你只能放猪，不能读书。”这样，他只念了一年多私塾，就带着“朽木不可雕”的耻辱告别了学堂。
陈登科不爱读书，却迷上了听书。当地的老人都喜欢讲鬼故事。农闲时，人们一吃罢晚饭，就在黑灯瞎火中围坐在一起讲故事，说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让陈登科听得入了迷，天天巴望着这个时刻的到来。这些故事的内容相当广泛，除了讽刺财主、挖苦教书匠、骂和尚的，就数谈鬼说狐的故事多，有时听得陈登科毛骨悚然，但他依然爱听。
1937年秋，因父母相继去世，了无牵挂的陈登科毅然投奔了涟水县抗日游击队。他在游击队里摸爬滚打，很快锻炼成长为一名作战勇敢、能双枪连发的神枪手，由他亲手捉住的汉奸超过百人，击毙的敌伪军也达60余人，他的名字使敌人闻风丧胆。
一次，时任涟东县委组织部部长的杨纯在崔码村高万方家召开游击队干部会议，研究如何开展反“扫荡”斗争。这时，一队日军前来“扫荡”，突然逼近庄头。情急之下，杨纯把公文包塞进灰堆里，迅速率领大家撤到南集大石庄。他原以为敌人“扫荡”后就会返回城里去，未曾想，敌军当晚却住在了村里。杨纯急得直冒冷汗，万一公文包里党的秘密文件和干部名单落入敌手，就会给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造成重大损失。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连夜派人潜回崔码村把那个公文包取回来。但派谁去执行这个危险的任务呢？有人向游击大队长赵静尘举荐了陈登科。
当夜暴风骤雨，泥泞难行，陈登科翻沟过河，机智地避开日军的岗哨，潜入村里，找到了公文包。这时已风停雨息，明月当空，他敏捷地绕开岗哨，跃过壕沟，冲出村头，不料惊动了站岗的日军，身后随即传来一阵阵激烈的枪声，子弹呼啸着从耳旁飞过，他飞快地消失在丛林中……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陈登科深受领导赏识，不久便调到赵静尘身边当警卫员。
在过去的革命工作中，陈登科已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深感没文化就干不了大事，遂恳求毕业于扬州师范的赵静尘教他学文化，赵欣然应允。从此，赵静尘每天教他认几个字。陈登科也很刻苦，总是利用战斗间隙不停地用树枝在地上写、在墙上划，每过一个地方，都留下一片字迹，一笔一画极为工整。这样天长日久，他已掌握了不少汉字。此后，赵静尘又教他记日记、写墙报。那时的墙报是写在布上的，夜间行军时，把布卷起来往背包里一塞，背起就走。部队打胜仗，有了好消息，或哪个战士表现好，就把它写在墙报上。由于经常写墙报，陈登科被报社的记者发现了，说他把墙报办得不错，要他把墙报稿子抄下来寄给报社。于是，陈登科一口气跑了50多里路来到《盐阜大众报》社驻地，将自认为较好的墙报稿送给一位名叫钱毅的编辑。这篇题为《鬼子抓壮丁》的简讯很快见报，成为陈登科的处女作。离开报社返回游击队时，钱毅送给陈登科两本书，一本是《怎样学写稿》，另一本是现代作家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从此，这两本书连同那册《战士识字课本》，伴随陈登科转战苏北，度过了他最初的文学启蒙阶段。在那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他一边完成警卫、侦察任务，一边怀着对生活、对知识的极大热情和渴望，认真学习写稿。他的名字开始更多地见诸于报端。
天道酬勤。1945年７月26日，陈登科作为特等模范通讯员被调入《盐阜大众报》社当记者，从此可以就近得到钱毅更多的帮助与指导。一次，陈登科和另一位记者被报社派往伍佑战场采访。起初，他总是不知如何落笔，感到没有什么可写的东西。但很快他就悟出，自己以前之所以能写出许多稿件，那是因为身处战斗第一线，有亲身感受，有生活素材。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每逢下去采访，他总是顺着战壕跑到阵地前沿。有一次，在前线，他看见河对岸敌人的机枪火力压得新四军战士们抬不起头来，遂从一名战士手中抓过枪，瞬间就击毙了敌方的机枪手，战士们乘机发起冲锋，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过后，战士们纷纷围过来，主动向陈登科讲述许多战地故事，从而使他连续撰写发表了《朱文影模范公民》、《敌人真可恶，杀人还要刀工钱》、《都指望到前线去》、《伍佑战斗》等通讯稿，受到上级表彰。这年年底，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陈登科下去采访途经淮安时，看到由少年抗日团体新安旅行团的女团员陈士修创办的幼儿园，联想起自己苦难的童年和童年的伙伴，心潮起伏，便认真地采访了陈士修，撰写了一篇题为《孩子们》的稿子发表在《新华日报》副刊上。事后，他从别人口中才知道自己写的那篇文章是“散文”，这算是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随后，他在洪泽湖老子山亲历了涟水保卫战和通榆路反击战，便根据自己的亲历亲闻和切身感受，写了一篇《铁骨头》发表在《苏北日报》副刊上。他原本答应人家写的是散文，结果编辑告诉他写的是“报告文学”。
身处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那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血与火的生死较量、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无不使陈登科心情激荡，文思泉涌。于是，他又创作了７万多字的《杜大嫂》，直至在报纸上连载发表后，他才知道自己写的是中篇小说。
1947年夏，陈登科以著名的涟水保卫战为故事背景，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活人塘》。这部小说脱稿时，适逢淮海战役打响，他被派往新华社华中分社新组建的淮海战役支前分社当记者。在一个寒夜里，他和淮海战役支前分社另一位名叫周军的记者一起跟随盐城县农民担架队，将前线抢救下来的伤员运往一个包扎所。半路上，有个伤员在担架上语调不清地直喊“冷、冷”，抬担架的是一个50来岁的老贫农，他闻声连忙脱下身上那件土改斗争中分得的棉袍，给这伤员盖上又跑步前进了。陈登科见这老贫农身上只剩下一件破单褂了，便随即脱下自己的大衣给他披上，但那老贫农又推脱说自己跑路不冷。走了一程后，那伤员说要解大便，老贫农又取下腰间的搪瓷碗送到伤员的屁股下，不料伤员连声喊冷。老贫农慌忙停步，取出搪瓷碗，双手捧着在胸前焐暖和了，才伸进伤员的被窝，让他解了大便。大家刚要继续前进，忽有一架敌机俯冲下来，用机枪来回扫射，老贫农立即伏在伤员身上，结果自己胳膊和左腿中了弹，鲜血染红了褂裤。安然无恙的伤员搂着老贫农，痛哭失声地喊道：“爹，我的爹！”陈登科见状不禁热泪盈眶，他一边忙着给老贫农包扎伤口，一边对周军说：“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和战士！我总有一天要将他们写进小说，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这些后来都成为他长篇小说《风雷》的创作素材。
淮海战役结束后，陈登科被调往新华社合肥支社工作。就这样，他把放在包里的《活人塘》书稿从苏北背到淮海，又从淮海背到合肥。那时，钱毅已经牺牲，曾在文学创作上帮助过他的人也都失去了联系。稿子投往哪里呢？有人就出主意劝他把稿子寄给《说说唱唱》杂志主编赵树理。陈登科几年前就听说过赵树理的名字，但他实在不好意思把稿子寄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对方若是不愿意帮自己看稿子，万一弄丢了怎么办？然而，在大家的鼓动下，他还是鼓起勇气把书稿寄了出去。赵树理收到书稿后，不但亲自看了，还先后请田间、康濯二位编委阅看。当赵树理把书稿交给康濯时，还特地叮嘱他说：“有篇稿子，看来是个工农干部写的，有的字是打的记号，还要你去猜，把它看完，要费点劲，耐点心，吃点苦头，不过，是值得一看的。”原来，那时的陈登科因识字数量很有限，在写作中遇有不会写的字，就只得以别字来代替，或者干脆就在稿子上打个记号，而这个记号就需要看稿人去猜测。加之他从淮海前线南下途中，翻了一次车，连人带稿子翻下了河，那稿子经水一泡，字迹更加模糊，有些地方连作者自己也难以辨认。就是这部宛若天书的小说稿，经赵树理和其他编委一字一句地认真修改后，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发表在《说说唱唱》杂志上。赵树理还给陈登科写来一封长信：“我看了你的小说之后，觉得内容充实，语言生动，乡土气很浓。但是，书中人物还欠精雕细刻，在艺术结构上也不够完整，希能在它出版之前，再做一次必要的修改……”并开了一大串书名，要陈登科一本一本地看，鼓励他学习要坚持不懈，生活要点滴积累，刻苦钻研，循序渐进。还表示愿与陈登科做个朋友，经常通信，如陈登科愿进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他可做个引线人等等。其实，在陈登科接到赵树理信的前几天，当时《皖北日报》负责人已接到赵树理和田间两人的联名推荐信，建议报社选送陈登科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去学习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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