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回到延安后，康克清感到自己需要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和文化知识。于是，她按照组织手续到毛泽东兼任校长、彭真任副校长的中央党校报名，成为中央党校的正式学员。
如果说过去她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学校抗战前的“抗大”的学习还比较短暂的话，那么这次在中央党校的学习则是她一生中学习时间最长、学习最为系统、收获最为丰富、受到的教育最为深刻的一次。在中央党校学习的4个年头里，她的思想理论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为自己后来长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奠定了基础。
当时，每周六回家、周一返校，康克清总要把朱德那块菜园里的黄瓜、扁豆、西红柿或腌制的辣椒等带一些给大家吃。几个女学员一起先把菜做好，然后敲着盛菜的洗脸盆喊叫男学员：“我们这里有好吃的菜，消灭不了，你们男同志肚子大，快来帮助打冲锋吧！”于是，十几双筷子一起集中打“歼击战”，一阵快打猛攻，满满一盆菜很快就被“打扫”得一干二净。
那个时候，中央办公厅每周六晚上都在中央大礼堂为中央领导组织舞会。起初，朱德带康克清去，康克清从没跳过舞，怕人家笑话，不想去。朱德鼓励说：“没有什么难学的，你只要踩住鼓点节拍，别踩着对方的脚就行了。主席说过，跳舞对我们这些人既是休息，也是一种最好的运动嘞！”
听他这么一说，康克清动了心，就跟着去了。毛泽东一见康克清来了，就说：“克清同志，你也来了，欢迎欢迎！我能请你跳一曲吗？”康克清连忙说：“我是头一次来，还不会跳，得先看看再学。”
毛泽东说：“不会没关系，这里跳的全是最简单的慢四步。我一边带，一边教你，包你一学就会。”毛泽东的热情使康克清不好再说别的，朱德在旁也点头暗示她入舞池。果然，康克清进步很快，不多时就学会了。
有一次，朱德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到中央大礼堂去看戏。当时只有一辆救护车作为交通工具，由于人多车小，许多人只得徒步来去。去的时候，朱德突然看见儿子朱琦也在救护车上，便马上把他叫了下来。
戏演完了，大家陆续回到了杨家岭。这时，朱琦也较早地回来了，朱德便问他是怎么回来的，他说，没有坐在车里面，是站在汽车驾驶室外的踏板上回来的。
朱德一听，非常生气，在窑洞里踱来踱去，很不平静。过了好一会儿，他对朱琦说：“你以为站在踏板上就能原谅吗？那恰恰比坐车还要严重。踏板是警卫员站的地方，你知道警卫员为什么不坐在驾驶室里，而要站在驾驶室外的踏板上吗？他是卫士，是负责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才站在那里，是他的岗位，你怎么能随便让他下去，自己乘车呢？你占了他的地方，那警卫员就得步行，万一路上出了事怎么办？有这种特殊思想可不行，特殊思想一点也要不得！”朱琦低着头，思索着爸爸的教诲……
1943年，朱德收到家乡寄来的两封信。一封信是侄儿写来的，信中说：“祖母今年已有85岁了，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
朱德看完信，心情沉重。在家里过着清苦生活的老母亲，还一直想念着他，就像他想念母亲一样。可是自己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哪有时间同母亲“叙别后情景”。
另一封信是外甥写来的，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母亲的勤劳，朱德是深深钦佩的。母亲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而今已是耄耋之年“仍不辍劳作”，他心里怎能不记挂。可是，朱德太忙了，根本腾不出时间满足老人家“见你一面”的要求。
1945年春，朱德接到消息，生母在农历二月十五日病逝。看到家乡的来信，好半天他没有说一句话。康克清知道他心情十分沉痛，想安慰几句，可觉得说什么也难以解脱他的痛苦，只是用眼光默默地注视着他，用眼神表示自己想要说的话。是呀，几十年来，戎马倥偬，从来没有回过家一次，尽管时时惦念家人，这是怎一个“情”字了得？
接到这封家信的那一刻，朱德的心全碎了，他的血凝固了，他甚至感到空气都有点令人窒息……他很悲痛！
母亲已离自己而去了，永远再也不能见到自己的母亲了，这种哀痛是无法补救的。用什么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朱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这以后，朱德整整一个月没有刮胡子，胡子长得老长老长。康克清明白，他这是为了悼念自己慈爱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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