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东
陆洪坤（左）、洪炉（中）和蒋庆泉聚在一起。
蒋庆泉（右）和自己的老首长黄浩。黄浩解开了他的心结。
蒋庆泉的退伍证。
“好得差不多了，不碍事。”蒋庆泉拍拍肚子。于是，他跟着2营长到了5连。
第三次石岘洞北山战斗在1953年4月26日发起，同样是天黑后，5连摸黑进入了冲锋阵地。但种种异样让蒋庆泉意识到，这次的攻击不同寻常。
担任主攻的5连这次编成了加强连，总共150人左右。蒋庆泉、王福臣跟着营长紧随其后。营长亲自指挥冲锋，前所未有。最让他惊讶的是，炮兵部队也上来了，阵地就在石岘洞北山1公里左右。这是一个大炮直瞄平射的距离，也会使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攻击范围之内。
“好家伙，大炮上刺刀啊！”蒋庆泉咕哝了一句。
事后，蒋庆泉才了解到，这一次他们不但要攻上山，而且要固守住阵地，把石岘洞北山完全夺下来。那时候，板门店谈判已经进行到了末期，能否占领石岘洞北山，将决定最后的停火线是凸出去一块还是凹进来一块，意义非比寻常。
晚上8时，战斗打响。身后不远的炮群震天动地地嘶吼着，爆炸的火光让夜空亮如白昼。
“向我的碉堡开炮”
炮火准备之后，5连发起了冲锋。敌人的炮弹像冰雹一样紧随而来，山顶上的轻重机枪喷着火舌，曳光弹划出一道道亮线，在山体上织成了网。
5连还是冲了上去。
蒋庆泉说，他不知道5连的战士们是怎么冲上去的。他跟着营长到达山顶阵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刚刚地动山摇的天地间一下子安静下来，黑暗再次笼罩了一切，只有被炮火引燃的零星枯木还在烧着，显示着刚刚进行过的惨烈战斗。
150人的加强连只剩不到20人，蒋庆泉的副手王福臣也牺牲在冲锋之中。
营长查看了一下阵地，清点了人数，对蒋庆泉说：“你留在这里，坚守待援。”随后，转身走了。
因为这句话，蒋庆泉对这位营长耿耿于怀几十年：“就剩这么点儿人，怎么坚守？他怎么能走呢？他说的支援呢？”
但当时蒋庆泉没顾得上想这些，他没有任何犹豫地执行了命令。
步话机员的行动原则是必须与阵地指挥员在一起。蒋庆泉向战士们询问：“连长是哪个？”回答说：“牺牲了。”“排长呢？”“在那边。”一个战士指了指碉堡，重伤员都集中在那里。
蒋庆泉走过去，才发现那位排长也刚刚断了气。“谁是党员？”蒋庆泉喊了一声。“我是。”一个重伤在身的战士答应。
蒋庆泉也是党员，在所有的干部牺牲后，他这个唯一没有负伤的党员成了阵地的指挥员。
蒋庆泉指挥战士们在战壕中找好位置，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
23时，敌人的反扑开始了，炮火再次笼罩了石岘洞北山。
“美军那炮打得……唉，那时咱们真是比不了。”蒋庆泉说。
朝鲜战争在西方军事研究者的眼中，历来被看做“火炮战争”，双方都极为倚重并充分发挥了火炮的作用，美军的装备优势显露无遗。这是一场不对等的“火炮战争”。
志愿军炮火准备5分钟、10分钟常见，美军上来就能打上半个小时，而且全是饱和攻击，炮弹的炸响连成一片，仿佛从头至尾就是一声“轰——”以至于蒋庆泉说，他回忆被美军炮轰的画面很奇怪，就像一部无声电影，到处都是光点闪烁，就是没有爆炸声。
在双方交替争夺的几个月里，整个石岘洞北山已经被炮火犁了不知多少遍，所谓的战壕早已经被炸平或填平，战士们的掩体就是一个个炮坑，借以躲过横飞的弹片。或者就把敌人乃至战友的尸体堆成垛，趴在上面射击。
那个碉堡是阵地上最“安全”的角落，战士们将它留给了几位重伤员和蒋庆泉的步话机。
蒋庆泉一直在对着步话机呼叫着炮火。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敌人眼看要冲上阵地，他抄起枪往外冲，却被身旁的伤员抱住了腿，一下子扑倒在地。那位战士告诉他：“有你在才有我们，快叫大炮打呀！”
石岘洞北山各处位置、敌人运动的通道等等早已标定，蒋庆泉向炮兵报告着射击目标。炮弹像长了眼睛，四处开花，敌人一次次的进攻被打退了。
到27日晚，负责接应的4连上来了。在敌人不间断的炮火覆盖下，他们付出了比5连更惨重的代价。到达阵地的只有4连长和几个战士。4连长找到蒋庆泉，告诉他说：“我还要到别的阵地上去，你们再坚持一下，6连很快就上来。”
4连长走了，6连却始终没有上来。石岘洞北山上能够继续战斗的战士不到10个人了。
28日，美军的攻击更加凶猛，蒋庆泉呼叫来的炮火并没能完全压制住他们的进攻。美军的步兵已经逼近到可以看清对方眉眼的距离。
“就看着战友扑通扑通地倒下去，一个接一个。”蒋庆泉说，那个拦着他不让他出碉堡的战士守在碉堡口，头被打碎了，胸口也喷着血。
仅存的几位战士也退到了碉堡之内，出入口被敌人密集的近射火力封死了，战士们露不了头，一个接一个地往外甩着手榴弹。
蒋庆泉仍在呼喊着炮火：“10米，开炮，不要管我！”
“向我的碉堡开炮！”
然而，这一次，炮火并没有像他要求那样到来。倒是美军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命中了碉堡，步话机被炸坏了。紧接着一颗瓦斯弹扔了进来，瞬间白烟滚滚，蒋庆泉昏了过去。
“为什么不开炮？”这成了蒋庆泉此后五十多年无法释怀的一个心结。
蒋庆泉叙述到这个情节的时候，记者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那时开炮了，您在碉堡中，是不是也可能炸不到？”
对一个被埋没多年的老英雄来说，这个问题明显带有怀疑色彩。在确定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呼叫炮火轰击，和主动要求与敌同归于尽是不能等量齐观的。记者也犹豫很久寻找措辞，但问出的问题还是非常直白，很担心蒋庆泉会觉得被冒犯。
蒋庆泉愣了一下，说：“这我还真不知道。那时候打急眼了，管什么死活？从那天上了阵地，我就没想能活着下去。”
随后，他又想了想，很明显不是在考虑他的回答会不会影响到英雄的成色，而是很认真地在思考记者的问题：“恐怕还是能炸死我。那个碉堡是个小山洞改的，被炸了好多次，好多地方都已经炸透了，就用石头堵着。要不是有步话机挡着，美军的那个火箭弹就炸死我了。”
“死是我的光荣。”蒋庆泉说。
战俘营的三个月
蒋庆泉被脑门和后背传来的剧痛疼醒了。他发现自己被人拽着双脚往山下拖，是美军！挣扎了一下，随即招来凶狠的一击，又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蒋庆泉已经被扔在了一辆卡车上。自己的脑门不知何时被弹片击中了，鲜血糊了一脸。肚子上的伤口也迸开了，撕心裂肺地疼着。
蒋庆泉被俘了。一同被俘的有十来个人，不单来自他们坚守的石岘洞北山主峰，还有邻近的阵地。蒋庆泉被单独提了出来。
“可能他们觉得我是个干部吧。”蒋庆泉推测。那时候，志愿军战士基本都是光头，以方便在受伤时包扎，只有机关干部留着头发。步话机员也“享受”了这个待遇。他的肩头还贴着步话机的半截皮带，已经烧焦了，看上去像文件包或者短枪的皮带。
被俘后，因为重伤，他被送到汉城（今首尔）的医院，美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治疗。
“美国的大夫治好了我的伤，护士照顾我吃喝拉撒也尽心尽责，一点不嫌埋汰。我就觉得啊，哪里都有好人。”蒋庆泉说，“那些天吃得也好，面包牛奶鸡蛋，有时还给冰激凌。”
一天，一个中国翻译陪着一个美国传教士来到病床前，先是问蒋庆泉：“联军待你怎么样？”蒋庆泉也老实不客气地说：“不错啊，天天这样就好了。”
翻译随后告诉蒋庆泉，按照联军的政策，他有三条路可选，去日本，去台湾，回大陆。翻译建议他去日本，那里可以给他学习的机会，将来能找到好工作。
蒋庆泉说他要回大陆，翻译威胁他：“共产党最痛恨俘虏，回去会被枪毙。”
“就是剐了我，我也得回家！”蒋庆泉说他当时这样回应对方。
和其他坚持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一样，他随即也遭到了要在胳膊上刺下“反苏反共”字样的威胁，以强行令其就范。
“我就把胳膊一伸，说，要刺可以，这两条胳膊你砍去，你随便刺！”
字最终没有刺成，蒋庆泉随即被剥夺了所有优待条件，送往釜山战俘营。那里全是坚决要求回国的“死硬分子”，一些战友的胳膊上真的被刺上了字，他们就用石块生生把那块皮肤磨烂。
1953年8月的一天，蒋庆泉和部分坚持回国的战友突然被带出战俘营，押上了一艘登陆舰，被关进了铁笼。他们一度以为自己要被处决。
实际上，朝鲜战争已经宣告结束，中朝军队和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蒋庆泉回忆，在交换战俘的现场，大伙儿像“炸了锅一样地哭”，祖国的同志过来了，递给每个战士一盒大中华烟。他把上身的囚衣和鞋子都脱下来，狠狠地扔到了地上。
朝鲜战争结束后，志愿军归国战俘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在管理处的一年时间里，蒋庆泉与另外15名战士分在同一个班。在他的印象中，每天的生活就是学习政策、写材料，说清自己被俘后的所有经历。
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战俘是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无论有什么样的原因，被俘也几乎会被看做一名战士的“污点”。
即便是蒋庆泉本人，也为曾经被俘而深感羞愧。唯一能够让他感到宽慰的是，部队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军籍。“就算在战俘营里，我的党龄和军龄也一天都没少。部队相信我没有叛变。”蒋庆泉说。
一年后，蒋庆泉复员。从锦州到大岭村不到十公里的路程，他徒步往回走，一直磨蹭到天黑才进了村子，回到了早已空无一人的老屋。
“我那时候觉得没脸见人。”蒋庆泉说，“别人复员回来都是英雄，我呢？战俘！憋屈啊！”
半个多世纪，蒋庆泉被“战俘”两个字压得抬不起头来。他选择沉默，隐匿起这份负累，也隐匿起自己的英勇，甚至从军的经历。连老伴和儿女都不知道他去过朝鲜战场。“文革”爆发后，这种隐匿多了自我保护的成分：“那么多战功赫赫的将军都被打倒了，更何况我这个‘战俘’。”他也的确平安度过了“文革”。
蒋庆泉成了大岭村最不起眼的普通农民。村里人知道他当过兵，却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务农的日子里，村里一些复员回乡的老兵常聚在一起聊当年的战斗。有人套蒋庆泉的话，他就说：“我没打过多少仗，就会唱歌。”他唱的都是战士间流传的小调：“笑嘻嘻，乐洋洋，都说济南府打得真漂亮，守城的蒋匪全交枪，十万人马都打光……”村民们听着新鲜，话题掩了过去。
上世纪60年代，《英雄儿女》上映，大岭村也来了放映队。蒋庆泉带着儿女去看，看到王成“向我开炮”的段落，他仿佛看到了自己。
蒋庆泉说，那天晚上，他大哭了一场。看看坐在旁边的老伴，补充了一句：“她和闺女儿子都不知道，我用被子捂着头，一点儿声都没出。”
说这话时的老人，神态居然有几分顽皮得意。那份压抑哭声的“憋屈”，在半个世纪后被老人当成了一个轻松的谈资。
重活一回人
2008年，蒋庆泉到江苏宜兴找到陆洪坤，他终于可以问出那个埋在心底半个多世纪的问题：“为什么不开炮？”
陆洪坤给出的解释是，当时炮兵没有炮弹了。蒋庆泉起初并不能接受：“仗打得那么激烈，怎么能没炮弹呢？一发就够啊！”
从江苏回来，蒋庆泉嘱咐儿子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2009年，他让儿子带自己去了一趟丹东。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石岘洞北山战斗展台，蒋庆泉看到只有一幅炮兵阵地的照片，老人突然犯了倔脾气，一定要把照片撕下来。蒋利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他架了出去。
蒋庆泉心里的那场战争还没有停止。
直到2010年，蒋利的电子邮箱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者是一位叫山旭的记者。时值抗美援朝60周年，山旭正在准备相关的报道，非常偶然地找到了蒋利六年前留下的联系方式。电话号码已经是空号，他只能用电子邮箱碰碰运气。
当天晚上，山旭得到了蒋利的回复。此前，山旭已经辗转联系到了洪炉，听他讲述过寻找蒋庆泉的故事。山旭马上赶到洪炉家，告诉他：“蒋庆泉找到了！”
洪炉和蒋庆泉虽然都是23军老兵，却并不相识。两位老人的人生交集已经半个多世纪，却从未谋面。
两天后，山旭开车带着洪炉来到大岭村，两位老人长谈了近10个小时。
山旭的报道在不久后发表，各路媒体随后跟进，蒋庆泉以英雄的形象重回社会视野。
蒋庆泉心里纠葛了半个多世纪的结也解开了。在媒体的帮助下，他前往南京，见到了当年的201团副团长、后来曾任23军军长的黄浩。
黄浩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个兵。在2003年出版的回忆录《烽火忆当年》中，黄浩忆及石岘洞北山战役，写道：“于树昌与蒋庆泉的事迹相同，被宣传出去了。而最早被发现的英雄蒋庆泉，却被埋没了。连他的名字都被忘记了，我为此深感遗憾。”
对蒋庆泉一直不能释怀的“为什么不开炮”，黄浩告诉他，确实是炮弹供应出了问题。当时战斗已经进行了两天，弹药消耗惊人，志愿军根本打不起和美军的长时间炮战。
蒋庆泉追问后续的支援，为什么4连上去之后，6连没有跟上？黄浩说：“是我让6连撤下来的。6连当时打得只剩5个人了。为了支援你们，牺牲了5个连长。”
至此，蒋庆泉的心结完全解开了。他曾经深恨自己没能死于战场，那是因为英雄的身份被“战俘”完全遮蔽。他终于将这一切释怀，因为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活着是最大的幸福。
也是在2010年，在洪炉的邀请下，蒋庆泉第一次参加了志愿军老兵的纪念聚会。那次聚会，蒋庆泉记下了让他感动不已的一幕。
当主持人在台上讲出蒋庆泉的故事时，台下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执意要起身上台。那是当年志愿军的一位兵团级首长。身旁的两位助手阻拦，结果90多岁的老将军说：“就是死，我也要上去。”
老将军被搀扶上台。他颤颤巍巍地握住蒋庆泉的手，然后把自己胸前印有“和平万岁”的纪念章摘下来，交到了蒋庆泉手中。“你是真的英雄！”老将军说。
提起这一幕，蒋庆泉的声音带着颤抖：“这一天来得不晚，让我重活一回人，在人前当个光明磊落的人。”
英雄得到确认，蒋庆泉并没有抱怨五十多年的“憋屈”。他告诉记者：“我是军人，是党员，不能忘本。”
蒋庆泉的军旅生涯，其实是从国民党军队里开始的。1948年春节刚过，为了能吃上饭，20岁的蒋庆泉跟着堂兄蒋庆云加入了国民党部队。后来，辽沈战役打响，他们随着大部队坐船向南溃败，一路逃到长江边。
看到国民党军败局已定，蒋庆泉开了小差，准备逃回老家。几天后，他看见一队解放军在烧火做饭。饿极了的蒋庆泉喊了一句，“老总赏碗饭吃吧。”结果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挥着手招呼他，“过来过来，吃饭管够！”
蒋庆泉就这样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给他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部队里“吃饭、洗脚都是任务”，每天必须完成。他自幼失去双亲，是爷爷奶奶拉扯大的。在他的印象里，只有最亲的人才会提醒他吃饭，要求他每天洗脚。
“那时候国民党军什么样？我的那个连长，从东北一路逃一路捞，每到一地还要找个小老婆。”
蒋庆泉没上过学，大字不识，参加了解放军，部队在战斗间隙教他读书写字。现在他能结合自己的经历写古体诗，还能认得不少拉丁字母，全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他在解放军中立过功，入了党。“我的一切都是部队给的。”蒋庆泉说。
1990年，蒋庆泉的事迹还不为人所知，堂兄蒋庆云从台湾回乡探亲，给他带了一个金戒指和一套西装。看到他有些寒酸清苦的生活，蒋庆云说：“当年你逃跑我要是拦着就好了。”
蒋庆泉却说他不后悔，儿女孝顺，衣食无忧，这样的日子挺好。“其实我哥在台湾也不是有钱人，他的日子比我现在也没好到哪里去。”
蒋庆泉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他现在每个月有900元的补助，“在农村够生活了。”民政部门为他办理了医保，看病基本不用花钱。因为在战争年代受过损伤，他有一只眼睛一直看不清东西。前两年病情严重，几近失明。锦州最好的医院为他免费手术，彻底治好了眼疾。
英雄的身份公开后，蒋庆泉成了知名人物，经常有部队、政府机关、民间组织邀请他去各地作报告。在给记者展示照片的时候，他津津乐道自己曾经去过的地方，比讲起自己的战斗故事要绘声绘色得多。
蒋庆泉说，有机会他真想去趟美国，想见见那个扎了他一刀、被他咬了一口的美国兵，只是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我就想告诉他，大家都是朋友了，再也不要打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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