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全民大炼钢

“钢铁元帅升帐”

北戴河会议后，一个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迅速在全国城乡兴起。与此同时，农业生产上的放“卫星”之风，也蔓延到钢铁生产上，各地开始大放钢铁生产“卫星”。

9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说，9月15日，河南全省投入45000多座炼铁炉，动员360万钢铁大军，出动40.7万辆各种运输工具，打了一个日产生铁18693.92吨的大胜仗。这个数字，比在钢铁工业基地辽宁以及吉林、黑龙江三个省当时的生铁日产量还要高。《人民日报》为此还发表了《祝河南大捷》的社论，要求各地像河南一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紧紧地抓，狠狠地抓，争取9月份内根本扭转土高炉生铁生产不正常的局面，完成和超额完成9月份的生铁计划。

河南第一个放钢铁生产“卫星”的是鲁山县，该县在这年8月28日率先放了第一颗日产千吨铁的“卫星”。随后，鲁山又提出要力争尽快达到日产铁两千吨以上的新目标。9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向日产千吨铁的鲁山人民致敬》的社论，称鲁山县的这一新举措，“是钢铁战线上的一大喜讯，是土高炉大面积丰收的卫星。它和农业战线上的大面积丰收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目前来说，有更重要的意义，全国有几百个有铁矿资源的县，如果每个县都像鲁山那样大面积丰收，那末，我们每天就可从土高炉拿到十几万到几十万吨铁，就可以根本扭转小高炉出铁情况仍然不好的局面。这样，今年产钢1070万吨就有了基本保证”。鲁山果然不负众望，9月28日，再次放出一颗日产生铁34360吨的大“卫星”。

9月29日，是全国大放钢铁生产“卫星”日，有8个省宣布生铁日产量突破了万吨。据10月1日《人民日报》的报道：在29日这天，河南全省参加大炼钢铁劳动力达577万多人，12.8万多座各种炼铁炉共产生铁90784.68吨，产钢5034.4吨；山东数十万座各式炼铁炉从29日零时到30日零时，共产生铁67390吨；河北全省日产铁58300吨，日产钢2328吨；山西发射出日产25700吨生铁、3900吨钢的高产“卫星”；湖北省184300多座炼铁炉共产生铁16920吨，出现了红安、鄂城、随县、保康、罗田、麻城等6个千吨县；湖南全省在这一天参加炼铁的群众达700万人，共产生铁15517吨；江苏全省产铁14924.733吨，大部分是小土炉生产出的；四川省生铁日产量已达到10200吨，钢的日产量达到5500吨。

这年放出的最大的钢铁生产“卫星”，当属广西的环江县和鹿寨县。只有16万人口的广西环江县，10月中旬，除原有6万固定的钢铁野战军外，后方又有2.7万人开赴钢铁前线。此外，宜山、河池两县也派来一支2.3万人的野战军，带着工具和车辆马匹前来支援。10月17日，环江县宣布：在钢铁高产周的第一天——10月15日出产生铁63321.5吨，另有烧结铁51808.5吨，生铁产量跃居全国首位，该县这一天生产的生铁，大约等于解放前广西一个世纪的产量。而且这天产的生铁，“经过中共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和中共河池县委第一书记于子明及前来参加钢铁生产的北京大学、地质学院学生的验收，证明都是灰口铁和白口铁”。

与环江同属柳州地区的鹿寨县随后放出了一颗更大的卫星，10月19日，鹿寨宣布：从17日下午2时到18日下午2时的一天时间内，全县共生产出生铁207243吨，另产烧结铁288139吨。这一天的铁产量，就等于今年国家分配给广西的全年任务。该县在10月21日还放出了一颗日产钢13416吨的炼钢“卫星”。这两项分别创下了1958年一个县生铁与钢产量的全国最高纪录。

虽然这些钢铁“卫星”的真实性令人怀疑，但在这年的钢铁生产中，确实出现了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场面，是一场真正的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的社论，强调在当前的钢铁生产中，大办土高炉最能把千百万群众的积极性动员起来，最能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效果。因为土高炉没有任何“依赖性”，完全是土生土长的，只要自己动手几天内就可以建造成功，因而能够使广大的群众插进手来，形成一个全民办钢铁的运动，使生铁生产高速度地发展。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视察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9月29日，他回到北京，并同新华社记者谈话，他说：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展开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在领导人的推动和宣传媒体的鼓动下，很快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千军万马炼钢铁、土高炉遍地开花的局面。这年10月中旬，河南全省参加钢铁生产的劳动力达640多万人；广东投入钢铁生产的有460万人，接近全省劳动力的一半；广西投入的劳动力达到580万人，占全自治区总劳动力700万人的82%。7月底时，全国钢铁生产的劳动力只有几十万人，到8月底，增加到几百万人，而9月底达到了5000万人，到10月底增加到6000万人，而到1958年底，高达9000万人，加上其他战线直接或间接支援钢铁生产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群众运动的人数超过1亿人。当年全国总人口为65994万人，全社会劳动力为26600万人，也就是全国超过五分之二的劳动力加入了大炼钢铁的行列，当时农村主要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上大炼钢铁去了，是名副其实的全民大炼钢。

早在北戴河会议之前，一些地方就提出要用小（小转炉、小平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的方式，高速发展钢铁工业。例如江苏提出：可以用多种多样简陋的办法来冶炼钢铁，可以到处大搞、遍地开花；由于小型冶炼和土法冶炼的技术比较简单，因此，可以迅速为人民群众所掌握，立即上马，立即出铁出钢。又如河南要求凡是有铁矿和矿砂的地区，应组织乡、社大量兴建日产500斤至1000斤铁的土高炉，它的优点是建炉快，不需要钢材，技术简单。7月9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此时河南全省已经投入生产的小高炉和土高炉有600多座，炼出了1万多吨生铁。这种土高炉一般只需投资30元左右，10天就能建成，可以日产生铁500斤到1000斤；半土半洋的简易小高炉半个月可以建成，每个投资1万多元，日产生铁3吨到5吨。

北戴河会议后，土高炉迅速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这年9月22日，新华社曾对各省、市、自治区已建和在建的土高炉进行过专门的统计：到9月15日止，全国已经投入生产的土高炉有11.6万多座。进入10月后，小高炉的数量更多了。到10月初，全国土高炉的数量由一个月前的20多万座猛增到60多万座。到10月底更是发展到数百万座。这些小土高炉遍及农村的田间地头、城市中的车间街道，甚至高等学校的校园里、各级党政机关的大院里，都可以见到土高炉的身影。

这些土高炉主要用于炼铁，但大多数地方并无铁矿石，于是千方百计搜罗各种废铁，以至于老百姓家中铁锅、铁铲、铁锁甚至所有铁器，都当做废铁投进了土高炉，烧结成根本不能用的铁疙瘩。炼钢炼铁需要焦炭，煤炭部门提出“兵对兵，将对将，用分散的小煤窑对分散的小高炉”；“哪里有千吨铁，哪里就有万吨煤”，发动男女老少上山找煤；找不到煤，就伐木拆房烧木炭代替。如此这般之后，各地争先恐后在大放钢铁生产“卫星”，实际上这些土高炉炼出的钢铁基本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白白地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1958年12月21日，新华社宣布：1958年我国人民夺取1070万吨钢的大战已经告捷。据冶金工业部12月19日为止的统计，今年全国已经生产钢1073万吨，比1957年的钢产量535万吨增加了一倍挂零。四个月前，在北戴河举行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发出的、要在今年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号召，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战，现在已经胜利地提前、超额完成了。12月31日，新华社又宣布全年钢产量达到1100万吨左右。

1070万吨的任务虽然完成了，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1958年完成的1073万吨钢中，能够使用的约为800万吨，另有300万吨是不能用的土钢。耗费那样多的人力物力，实际上钢产量只不过是比1957年增加了200多万吨。如果不搞这样的“大跃进”，充分发挥现有钢铁企业的潜力和新建的正规钢铁企业正常的投产，一年增产钢200万吨也是可能的。结果动用了那么多的劳动力，耗费了那么多的资源，土法上马炼出来真正能称得上是钢铁的并无多少，确实是得不偿失。

全民大炼钢铁还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当时每吨大高炉的生铁成本，鞍钢为85.4元，石（景山）钢为112.6元，国家规定的调拨价为150元。小高炉的成本多数为250元—300元之间，有的高达460元。为鼓励群众炼铁的积极性，国家规定，从1958年9月1日起，小高炉生铁调拨价提高到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总共补贴了40亿元，超过1958年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这还不包括国家提高调拨价格和土铁质量差，而使炼钢厂增加的支出和减少的收入。

1958年“大跃进”对生产力的破坏，最主要的就是体现在大炼钢铁上。为了全力保钢，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停车让路，首先为钢”，时称“钢铁元帅升帐”，也就是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必须将钢铁生产放在首位。结果，近1亿的人民公社社员、机关干部、学校师生等投入钢铁生产中，打乱了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农村主要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去炼钢铁去了，进行农业生产的多是老弱病残，使得当年大量的农作物成熟了也不能收回，据估计，当年因此损失的粮食约占应收粮食的15%左右。不但如此，由于缺少劳动力，加之由于放“卫星”造成粮食大增产的假象，竟提出“少种多收”的口号，至使1959年的粮食种植面积比1958年大幅度减少，造成了1959年起连续多年粮食供应极度紧张。同时，其他部门也因为给“钢铁元帅”“停车让路”，造成了工农业比例、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比例、工业内部各部门间的比例严重失调。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