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

建立长江局和三月会议

十二月会议开始时，南京还没有陷落。会议最初规定：“王明同志到南京后回中央工作”，并指定他回来后主管统一战线部。因为南京随即陷落，王明又要去武汉。那时，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重庆，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主要党军政机关都移到武汉。全国各界各派爱国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和外国外交官、记者也大多集中在这里。王明不愿留在延安而急于去武汉，显然在他看来，只有武汉才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周恩来后来指出他“十二月出去意在入阁”。毛泽东说他“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也是这个意思。

12月 1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到达武汉。21日，同蒋介石会谈。同天，他们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要王明“在汉相助”。（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洛甫、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37年 12月 21日。）这样，他就在武汉留了下来。但蒋介石这天日记中只淡淡地写了一句：“与共党代表谈组织事，此时对共党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也。”（ 蒋介石日记，1937年 12月 21日。）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他说“此时对共党要放宽”，同十一天前日记中所说“当暂使能与共党合作共同抗倭”是同一意思：那只是为了使中共能在抵御日军大举进攻时“尽其所能”的权宜之计。第二，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同王明相见，但日记中连王明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可见他对王明并不那么看重。周恩来以后也说：“当时蒋介石也不要王明，连个部长都没给他当。毛泽东同志说，要是给他一个部长当，也许情形更坏。”（《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11—312页。）周恩来还说过：王明没有被蒋介石选中的一个原因是：脚跟轻，腹中空，未为人所重视也。

两天后，也就是 12月 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在武汉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作出决议：“A.因代表团与中央局成分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为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B.中共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的项英、博古、恩来、剑英、王明、必武、伯渠组织之。C.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以上 A、B、C三项呈报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第一次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 12月 23日。）

长江中央局成立后，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的重要工作。那时，国民党对抗战比较努力，与共产党的关系有所改善。中国共产党以各种形式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提出种种建议，同他们进行周旋。1938年 1月，国民党代表在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上提出“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张。2月 10日，周恩来见蒋介石，说明宣扬“一党运动”的严重后果。蒋介石说：“对各党派并无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其意仍在一党。”并当场答复蒋介石：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只有“联合中找出路”。（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致毛泽东、张闻天意见，1938年 2月 10日。）武汉当时又是各方人士相当集中的地方。以前，共产党处在遭受被“围剿”和严密封锁的条件下，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社会上不少人对共产党缺乏了解。这时，长江局利用各种合法条件同他们广泛交流，宣传党的主张，增进相互信任和友谊，还输送大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和根据地去。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兼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利用这个阵地，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爱国救亡活动。长江局还负责领导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河南等省及东南分局、新四军的党的工作。这些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在战前由于“左”倾错误的恶果，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有的已不存在，大多数地区还没有恢复或建立起党的组织。长江局在这些地区迅速重建各级组织，大量吸收积极分子入党，还完成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当年在长江局工作的邓颖超后来说：“关于抗战初期长江局组织是否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否影响了武汉的工作问题，我们应该承认有一点影响。项英是长江局的委员，他就是受了王明的影响。但是影响不大，不是全局性的影响，工作有缺点。当时长江局的民主与集中制不健全，分工如划线，各人管各人的工作。”（《邓颖超谈长江局及其妇女工作》，《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473页。）这是实事求是的分析。长江局所做的这些工作，对以后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王明在长江局时期的错误，正如前引周恩来指出的那样：“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短短的两句话，都说到点子上，而到武汉后表现得更为突出。

长江局成立的第三天，12月 25日，王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随后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这样一个用中国共产党名义发表的《宣言》竟没有报中共中央批准。它在强调巩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性方面是正确的，但在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上却比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的目标后退了。《宣言》宣称：“我国军民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先生领导之下”，“开始形成了我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并且提出要“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做到“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群众》周刊第 1卷第 4期，1938年 1月 1日。)

同一天，王明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得恩时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先生精明坚决、雄才大略，力能胜任领导全国抗战”，又说：“抗战以来，中国在各方面已有相当进步，例如政府开始成立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同时，开始建立了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的基础，更有重大意义”。（《王明选集》第 5卷，﹝日本﹞汲古书院 1975年 11月发行，第77、80页。)

两天后，他又写了一篇《挽救时局的关键》，在强调必须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时写道：国共两党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参见《群众》周刊第 1卷第 4期，1938年 1月1日。）

当国民党方面狂热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时，1938年 2月 10日和 22日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先后发表王明起草而署名毛泽东的《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它的主要内容虽然是驳斥那种鼓吹“现在国民党应该实行‘一党专政’”的言论（ 《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新华日报》1938年 2月 10日。），但它不仅没有报经中共中央批准，而且完全没有征得毛泽东本人的同意。在发稿当天，才致电中央书记处称：“此稿所以用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猝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史》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年版，第 413页。）这样目无中央的做法，前所未见。在王明看来，十二月会议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九人，除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外，在延安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康生、陈云四人，在长江局的有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四人，他认为已可同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为所欲为了。

就在这些日子里，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联席会议在 2月 6日决议：“建议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日期二月廿二号。 ”（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第九次联席会议记录，1938年2月6日。）第二天，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最近时局中发生许多新的严重问题”，建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史》上册，第396页。）次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

那么，时局到底发生了哪些“新的严重问题”呢？主要是指两点：第一，日本侵华战争的作战中心要迅速打通津浦铁路，夺取徐州，然后截断陇海铁路，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夺取武汉。战局日趋严重。第二，国民党方面一再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在 1月 17日发生新华日报馆被捣事件，政治局势日趋恶化。

中央政治局会议于 2月 27日至 3月 1日在延安举行，通常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

王明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他再次肯定十二月会议，说：“我感觉前次政治局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但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在党内的教育不够，没有许多新的论文解释。其次是前次政治局会议没有写成一个决议，同时对国民党提议的意见也没有写出来，这是政治上的损失。”

对国共关系，王明说：“现在蒋介石等国民党不承认国共合作，不许新华日报登国共合作，不许登共产主义、共产党等。即陈立夫也认为只有共产党投降国民党。国民党认为军令统一，只有服从国民党军委的命令。所谓军政统一，便是人事的统一，八路军干部要由他们调动。”怎么办？他却说：“我们认为统一军令是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山西军队：八路军四块﹝元﹞半，山西军六元半，中央军是九元二角，供给是不统一的）、统一武器。”“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现在大公报认为国家要有超党派的国家军队。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需在党内外进行教育。”

对“关于统一政府与拥护中央政府问题”，王明说：“现在边区要开放党禁，允许国民党的公开活动，现在特区不允许国民党活动是不好的。”“八路军新占领的区域还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还是服从中央政府的。”（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记录，1938年 2月 27日。）

毛泽东在次日发言。他说：“我只讲军事问题，先说军事的长期性。 ”他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如何取得最后胜利是没有解答的，这是人人都要知道的问题。”（毛泽东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军事问题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毛泽东作了详细的分析，实际上就是不久后发表的《论持久战》的初步论述。

会议的最后一天，王明作结论后，毛泽东再次发言说：“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这时，他已明白不能再让王明离开延安到武汉去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会议付表决，以五票赞成、三票反对通过决定：“政治局决定王明同志同凯丰同志去武汉。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即回来（如估计武汉、西安交通有断绝之时则提前），凯丰同志留长江局工作。”（ 三月政治局会议记录，1938年 3月 1日。）

王明回武汉后，对“留一个月即回来”的决定置之不顾，留在武汉不走。他一到武汉，就在 3月 11日写成一篇没有报经中央同意而用他个人署名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

《总结》一开始就宣称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对目前时局和党的工作问题完全一致”。

在回答“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时，王明写道：“须要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它的基本条件有七点：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怎样作战？他要求“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用了“普遍地”几个字，也就是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得以运动战为主，那就推翻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王明在《总结》中还写道：“国民党现在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之一，服从统一的中央国民政府”；各地的群众团体也“应向政府机关登记，并接受政府的领导”，“以达到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统一”。（参见《群众》周刊第 19期，1938年 4月 23日。）

不知什么原因，这篇东西写成后搁了近一个半月，才在《群众》第 19期上刊出。这时早已超过了三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留武汉一个月就回的决定，但他仍不返回延安。

5月 26日至 6月 3日，毛泽东在延安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不久就正式刊印出版。这是科学地指导全国抗战的军事理论纲领，其中也澄清了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散播的种种错误论点。7月上旬，中共中央电示长江局在《新华日报》上刊发这篇文章。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加以拒绝。中央又要求可以连载，王明仍拒不执行。以后，周恩来等以《新群丛书》名义印成单行本，随新华日报附送并正式销售，在大后方产生巨大反响。

王明这类目无中央、自作主张的事情很多。8月 6日，毛泽东致电王明、凯丰：“致参政会贺电，《新华日报》改易了一些文句，与我发致该会的及在解放报发表的不符，对外显示了一点分歧，似不甚妥。尔后诸兄如有意见，请先告后方，以便发时一致。”（毛泽东致陈绍禹、凯丰电，1938年 8月 6日。）

王明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城市和同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上，把武汉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将自己置身于中央书记处之上。中共中央准备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时，他又提出全会在武汉或西安举行。回国后这些日子，他俨然以领袖自居，言论行动处处自行其是，已令人忍无可忍。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王明路线的特点是：（1）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3）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4）有了上面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因此就要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记录，1943年10月 14日。）

王明的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