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

在共产国际的讨论

要解决王明的问题，需要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了解十二月会议以来王明种种表现和中国共产党实际情况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汇报，并代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这次去莫斯科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受到大的阻碍，甚至可以说很顺利。这不奇怪，因为主要分歧本来并不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存在。

1938年 3月底，任弼时到达莫斯科。4月 14日，他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

这份手写的报告大纲长达 15000字。它首先分析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中国人民、政府与军队开始了保卫民族生存的自卫斗争，给了日寇以相当打击，造成中国从未有过的内部团结统一的局势。同时也指出：“国民党和政府对群众运动，还是害怕而未能充分动员民众”；“在军事上要取单纯正面防御作战方针”。

报告大纲接着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在西安事变后逐渐具体化，抗战爆发后这一合作日益进步。同时又说：“在统一战线中党应保持组织上的独立与批评的自由，但批评应当善意的，反对投降主义与关门主义。”接着指出：“蒋介石希望中国只有一个党，企图引诱共产党成为这个党中的一个派别。复兴社（国民党内的一个派别）中的顽固分子乃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军队’、‘一个政府’等口号，并勾结和利用托匪分子，对共产党与八路军作种种的进攻。”

报告大纲用不少篇幅来谈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说：“八路军有着红军时代与工农群众亲密合作关系的优良传统，在抗日战争中与地方人民建立了极亲密的关系。”“由于八路军在平型关、广阳和在敌人侧后取得许多胜利，提高了一切军队与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信心。”“八路军在敌人占领的后方地区，开展着广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持久的根据地区——晋察冀三省交界边区。”它的结论很醒目：“八路军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仍然保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报告大纲特别强调：“巩固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保持和发挥过去十年来红军的优良传统，提高一般指战员政治上、军事上和技术上的水平，阻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报告大纲），手稿，1938年 4月 14日，第3、8、9、12、13、14、21页。）

一个月后，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就报告大纲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补充。在讨论时，王稼祥也发了言。他着重补充说明：这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一次统一战线的不同点，“即是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后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国共两党现在都有武装”。（徐则浩：《王稼祥传》，第 294页。）

共产国际原来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以来的实际情况了解并不多，听取任弼时的报告后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王稼祥回国后传达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138页。）

6月 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讨论结果通过两个文件：一个是内部的《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另一个是公开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

《决议案》用明确的语言写道：“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 ”“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的斗争的基本保证。”（《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 4期。）

公开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刊登在《国际月刊》（俄文版）1938年 8月号上。1938年 9月 8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它的中译文。《决定》宣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声明共产国际与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争是团结一致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新华日报》1938年9月8日。）这个《决定》，以简明的语言在国际范围内宣布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它的作用不能小看。

王稼祥到苏联原本是为了治伤。任弼时到莫斯科接替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后，他便在 1938年 7月初动身回国。行前，季米特洛夫同他作了一次重要谈话。王稼祥回忆道：“在我要走的那一次，他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王稼祥：《我的履历》（1968年），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传》，第 296页。）

王稼祥回国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王稼祥带回的共产国际书面指示中说：“要保持统一战线中各党派的独立性，说不要在统一中束缚自己手足，最低限度纲领是不能让步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 11月 13日。）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传达季米特洛夫的话：“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选集》，第 141页。）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的《决议案》和《决定》、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传达后，对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起了重大作用。陆定一回忆道：“这样，就把王明路线所以能够存在的第一个原因——共产国际的支持——取消了。”（《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 8页。）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的地位，虽然遵义会议后已在实际上解决，而这是第一次由共产国际正式加以肯定，它的意义自然非同小可。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也高度肯定。他后来在中共七大会议上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