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解决王明问题的条件，无论在中共党内还是共产国际方面，都已渐趋成熟。中共中央决定从 1938年 9月 14日至 27日举行政治局会议，为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

这次政治局会议开得十分隆重。第一个议程是由王稼祥作关于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这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会议的基调；接着，由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博古、项英、高岗分别代表八路军、北方局、中共代表团、长江局、新四军、边区作工作报告，由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分别作专题发言；9月24日，由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经常委讨论过的题为《抗日战争与民族战线的新阶段新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

毛泽东先讲了这次会议的意义，强调共产国际指示不仅是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而且是六中全会以至七大的指导原则。他接着说，我们的责任是要向全国人民解释三个问题：“第一，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或是短期的；第二，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第三，怎样进行持久战与争取最后胜利。”对抗日战争的形势，他说：“在武汉沦陷后将开始进入新阶段”，“军事意义上是相持阶段。政治的情况特点有两方面，更进步，也更困难”。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他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斗争性”问题，说：“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必要斗争是须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最后，他提出十一项任务，指出这是“党的任务，也是全民族的任务，即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任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8年 9月 24日。）

十个报告、发言和毛泽东长篇报告后，政治局展开了讨论。周恩来在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国际指示与泽东等同志的报告。”“我们拥蒋抗日、拥护三民主义是巩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我们必须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原则之下。”（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 9月 25日。）9月 26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

9月 29日至 11月 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 30来人，这是党的六大以后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张闻天在 9月 29日致全会开幕词，他说：“在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是非常紧张的。国际上和平阵线和侵略阵线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国内武汉的抗战正处在最紧急的关头。我们是处在抗战的新阶段前面。如何使我们在中国民族抗战中发挥先锋作用，坚持已经进行了一年三个月的抗战，并增强我们的力量，这是这次全会要讨论的问题。”（《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224页。）

王稼祥在全会上再次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与会的中央委员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年版，第 416页。）

10月 12日至 1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他系统地谈了从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八个问题。

在《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中，他说：“战争的长期性决定合作的长期性。”“这里就发生了各党之间互助互让的问题。”“统一战线中有什么互让呢？有的。我们曾经在政治上作过一些让步。那就是停止没收土地，改编红军，改变苏区制度，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让步，这是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全民共同对敌的必要步骤。”“互助就不是互害。损人利己，在个人道德是不对的，在民族道德上更加不对。因此，无理的摩擦甚至捉人杀人等事，无论如何是要不得的。共产党是绝不应该以此对待友党。而如若友党以此对待我们时，我们也决不容置之不理。”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说：“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并须是长期坚持，这是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自由权，也同样将破坏团结对敌，破坏统一战线”。他还着重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使其一切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623、630、631、632、646、658、659页。）

周恩来在中央代表团报告中，叙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剖析了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复杂的两重性，指出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应该是坚持抗战高于一切，坚持党的政治上的独立性。张闻天在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中说：“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不是在造成同志们怕犯错误的心理，而是在教育同志们能够正确的执行党的路线与运用策略”，“但这一切决不能放松对真正机会主义倾向与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巩固党的必要条件”。（《张闻天文集》第 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版，第455、456页。）

会议进行过程中，广州、武汉在 10月21日和 27日相继沦陷。

11月 5日、6日两天，毛泽东在全会上作结论，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战争和战略这两个根本问题。

对前一个问题，他再一次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他没有点谁的名而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说：“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对后一个问题，他从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发展进行分析，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毛泽东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537、539—540、543、552页。）

这两个问题，正是近一年来同王明争论的焦点所在。

由于这些问题上的是非已经分清，毛泽东对王明的错误，用正面说理的方式来进行总结；对王明本人采取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以后，他曾这样说明：“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163页。）

确实，毛泽东从抗战开始以来一直坚持的那些正确主张，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已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彭德怀在这次全会上的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彭德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 10月 23日。）

全会除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政治决议案》外，还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定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和其他一些文件。文件中规定：“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各中央委员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中央委员如有违犯纪律及有重大错误发生，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及政治局得依其程度之大小给以适当处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年版，第760、761页。）这显然也是总结王明在党内向中央闹独立性的严重教训后提出来的，并且作出有关纪律处分的严格决定，以儆效尤。这在党的建设历史上也跨出了一大步。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全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和中原局（刘少奇为书记），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对北方局作了调整，以杨尚昆为书记。王明留在延安，不久担任中央统一战线部部长，对中共中央的实际工作不再发生重大影响。

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进入新阶段后的任务，并作出全面的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这丝毫不是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