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更多的国内外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我们民族的苦难历程”
尽管吉林省档案馆已经并正在尝试着诸多开发和利用档案的方法和形式，但在多位致力于日军侵华史研究的学者看来，这段历史在国内外的传播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路很长，要做的还有很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蒋立峰有着亲身经历。以往想研究中日关系，得去日本找档案和资料。国内各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因为重保管，很少开放，使得国内学者很难有机会查阅。蒋立峰直言道。
以往档案系统思想观念落后，工作条件、人才和资金储备都有限，多重视保管，轻于研究。特别是市（县）一级的档案馆，更无力顾及基本工作外的其他事，尹怀解释。
但令蒋立峰欣慰的是，吉林省档案馆开了一个好头。让档案与学者可以联系起来。打破档案馆与学术界的体制分割。他更期待的是，吉林省档案馆可以早日建好数字化平台，大家能在网上自由查阅档案。
尽管，国内有关日本侵华史和中日关系的书籍出版得不少，但专业性强、适合大众阅读的不多。研究著作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海外发行的，就更是少之又少。多位历史学者担心，如此这般，随着时间推移，国内和国际大众对这段历史了解的途径会越来越少，感受会越来越淡薄。
前些年，蒋立峰到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参观时，看到旅游区为游客提供了多种译文的介绍单页。而有一次，他去到国内一所著名的抗日纪念馆时，“想要一份中文的介绍资料都没有”。如果能有不同国家文字的介绍材料摆在各国游客面前，大家就能顺带着了解和认识相关历史信息，蒋立峰说。
研究了20多年慰安妇问题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也有着许多无奈和遗憾。最近，他给美国和加拿大的朋友讲起中国慰安妇的历史，对方竟表示是第一次听说。
我们要是不重视日本侵华史的传播，国际社会怎么会知道呢？苏智良反问。
同时，苏智良认为，对于历史遗迹的保护和推广介绍也尤为重要。
上海东宝兴路125弄1号至3号，是世界上第一个日军慰安所遗址，当年的“大一沙龙”。苏智良曾多次呼吁把该遗址建成日军慰安妇罪行历史陈列馆或是给当年受过屈辱的老人建成一个养老公寓，最终因各方的阻力而无法达成，“现在仍有50多户居民住在那里”。
对于这一段渐行渐远的民族苦难史，当今青少年和青年人了解的主要途径莫过于教科书和影视剧。许多人对日本侵华史的认识浓缩成了一些关键词，诸如七七事变、慰安妇、细菌战，或是南京大屠杀。
这些关键词，也是90后女孩贾蕴玮在想到日本侵华史时最先蹦出来的词语。在首都师范大学读日语专业的贾蕴玮，常能接触到日本外教和日本留学生。
在日语会话课上，贾蕴玮和同学常会向日本外教问起关于侵华战争和钓鱼岛的问题，但大家并未得到具体回应。“我们私下里也会讨论外教的回答，感觉他对日军侵华的具体细节不太了解。”贾蕴玮说。
在每周的日语角活动中，贾蕴玮曾和日本留学生们谈起过日军对中国的细菌战以及在活人身上做试验的细节。结果数名日本留学生一齐向她投来怀疑和惊讶的眼神。这种反应，让贾蕴玮很不舒服，“好像我在编故事一样”。
在中国传媒大学日语专业就读的许双彬则没有类似贾蕴玮的经历。因为在他周围，中日两国的学生“会有意回避聊到这一方面”。
这位即将上大四的学生觉得，“中日两国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有一些史实大学生不甚了解，有一些史实日本态度反复或干脆否认，“这让中日两国的年轻人不愿坦诚交流，以避免尴尬”。
在东北师大附中高中部历史老师杨洋的课堂上，当学到日本侵华史时，他会准备一些图片、视频和文献资料供学生阅读和了解。在他看来，教科书上对该段历史的诸多事件、发生原因及产生的影响介绍得很粗略。如果单纯依靠历史教材的内容，了解不到太多。
同样是青年，在吉林省档案馆工作的李星和她的几位80后同事显然更有“历史的紧迫感”，她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达了同一个心愿：想把更多日军侵华档案公布于众，让更多的国内外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我们民族的苦难历程，让日本知道历史事实不容抹杀。
在采访中，记者观察到，这些档案工作者的心愿也是接受采访的历史学家、抗日军人和中学教师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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