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国学大师吴宓到北碚任教之谜

在勉仁、相辉任教“是宓一生生活最苦的一段时间”

1949年4月底，吴宓决心离开武汉大学。此时武汉即将解放，由于时局紧张，飞机票一票难求。万般无奈，吴宓找到一年前在一次演讲中结识的国民党空军副司令邓志坚求助。邓下了“手谕”，吴宓才购得了4月29日的机票。48块银元的高价机票款由勉仁、相辉两校分摊，其中勉仁出了7元，相辉出了41元。

5月3日，吴宓到了北碚，相辉和勉仁对吴宓的到来寄予厚望，并立即安排上课：“每星期四至星期日住勉仁学院，上课四小时，月薪米九石（新市担），应合银圆十五圆；每星期日至星期四住相辉学院，上课八小时，月薪米六石四斗，应合银圆十一圆”。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物价飞涨、货币急剧贬值而出现的畸形现象。和全国一样，当时北碚的民众，已不相信任何纸币，市场流通多用银元，商业活动则多以实物计价交易。大米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因而成了商品交易、工薪报酬、缴纳学费的“通货”。

然而，当吴宓到达勉仁和相辉时，时局又发生急转，解放大军即将挺进大西南，学生已无法静下心来读书了。物价在飞涨，而学生少交或拒交学费也时有发生，作为靠学生交纳学费维系生存的私立高校，勉仁、相辉很快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吴宓5月9日才开始上课，但“不到五月底，勉仁、相辉两校学生纷纷回家，留校者仅二三十人”。吴宓才上了半个月的课，就因学生的散离，而“无课可上”了。更让吴宓忧虑的是：“两校经费困难，非宓所能想象。相辉发薪至五月底止，均给米票，未能一时兑现。六、七月薪，更无着落。勉仁则尤困，于是提前放假（宓仍为留校学生讲课），大裁员工，教师仅留七位（宓其一）”。

为了向教职工发放工资，勉仁院长熊东明毅然捐出了自家谷米一百石，才“勉发薪至五月底止，以后一文不能给，劝令各归而自谋”。在这种情况下，吴宓非常体谅学校的困难，甚至提出“愿不领薪”，因为他从武汉大学带来了历年共积蓄的56块银元，“即不得薪，亦尚可自给”，于是勉仁便让吴宓“领半薪，捐半薪，实得15银圆”。如今，我们还可看到吴宓收到由勉仁董事长梁漱溟、院长熊东明盖章的一张捐助15银元收据，时间是1949年6月3日，是吴宓到勉仁刚刚1个月时。

更让吴宓烦心的是，由于时局混乱，物价上涨，勉仁、相辉的教学秩序也受到严重影响。到1949年9月，按正常情况，本应开学上课了，但却未有动静，吴宓在9月11日给其弟吴协曼的信中写道：“相辉已开学，但以学生观望，不欲即行注册交费，又待补考上学期，故开学之期尚早，恐在十月中下旬。”

总之，由于时局混乱，勉仁、相辉两校经济困顿，开课艰难，吴宓在1966年6月所写的“交待”材料中提到，1949年，他“在私立相辉学院及勉仁文学院两校任教授，一校各三天，来往劳苦，住处及饮食皆不好、不便；是宓一生生活最苦的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