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重来
心愿未成“甚悔不应轻离武大”
实际上，当时吴宓虽身在重庆北碚，心却在成都，他始终没有打消到成都去的心愿。1949年6月8日，他在给其弟吴协曼的信中写道：
原宓之来，目的本在成都，自五月二十日西安失陷（此指西安被解放——笔者注），成都告警，又各党竞噪，成都人心之乱，乃过于重庆。成都文教学院（佛教、儒教）之危困不减勉仁，川大亦扰乱不堪……成渝交通不便，而成都情形危乱，故宓暂居此（北碚），一面探看成都情形，徐定行止。
由此可见，吴宓虽然在勉仁、相辉教书，但仍一心想去成都东方文教学院“研修佛学”，只不过因当时“成都文教学院之危困不减勉仁”，只好“暂居”北碚以“徐定行止”罢了。
吴宓为了研修佛学，不得不到私立的高校任教，但初来乍到，对勉仁、相辉这些偏远的私立高校是有些看不顺眼的。他在9月11日给其弟吴协曼的信中说：“相辉学生程度极劣，一般教授，亦皆资格、学问两不足。宓所取者，环境安静，住居生活便利耳。”在勉仁、相辉他还看到了一些现象，更加深了他的不良印象，如10月1日在给吴协曼的信中写道：
相辉本身极无可取，宓只取其郊景清幽、居处便利，合于宓暂时避难观变之留止而已。今年开学后，学生正播起风潮，以彼等学生家皆中人（指家庭经济情况均在中等以上——笔者注）以上，每夜在校旁茶馆赌博输赢有达1000银圆者，而不肯交纳35银圆一学期之学费。近正强迫学校减少学费，又大贴标语，恶诋相辉当局，侮慢教授，谓教授应生活节俭，薪金减低，俾学费可随之而减矣，日来愈闹愈凶……是故相辉前途殊恶，宓亦随时准备离相辉而居他校。
应该说，吴宓刚到勉仁、相辉，对两校并不了解，所以对“相辉学生程度极劣，一般教授皆资格、学问两足”的看法确有偏颇之处。其实，相辉学生中自有优秀者，如日后成为“水稻之父”的袁隆平。而相辉的教授如许逢熙、方敬、张默生、金企渊等，勉仁的熊十力、罗庸、孙伏园、李源澄、邓子琴等都是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以后，吴宓在勉仁、相辉长住下来，这种偏见也慢慢转变了。
由于到成都东方文教学院“研修佛学”不能实现，而勉仁、相辉的景况越来越差，到私立大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希望也开始破灭。此时吴宓对自己贸然离开武汉大学的举动深深懊悔了。1949年6月8日，吴宓在给其弟吴协曼的信中写道：
时局迅速转变，渝、蓉等处人心惶惶……反不若留武大，与诸友好共居互保，渡过难关，较为安善也……然此来为避乱？为讲学？为生活（经济）？均已失望，甚悔不应轻离武大，此时欲归不得，前途又无善计……前二年宓所想望四川尤其成都之好处，今情形全异，此所以宓甚悔不应离开武大也。
吴宓是极为爱书之人，当他离开武汉大学时，曾将5箱书交付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轮船免费运到重庆。后来虽然这批书安全运到勉仁，但由于形势突变，这5箱书反而成了他的累赘。他在给吴协曼的信中说：
宓之五书箱，早已于五月初，运到勉仁存放，无失。但因行止难定，故除一小箱外，均未敢开启，倘书籍全留武汉，交托知友保管，定可无虞，他日再取。今将书运出，书反为人之累，书亦难保安全，故宓殊悔不听友人如高元白等之劝告，殊悔未遵父沉机观变之训，而轻离武汉也。
这种后悔心情随着吴宓在北碚的处境越来越差而逐步加深。1966年9月，吴宓在“文革”所写的“交待”材料中再次表达了他深悔当初不听劝阻而离开武汉大学，称之为“轻举妄动”和“愚不可及”。他说自己决定到勉仁、相辉之举“是使自己的劳苦加增，经济生活困苦，一转徙间，损失了不少的书籍、衣服、用物。由世俗利害观点，实在是‘愚不可及’。当时宓在北京之亲属，在武汉大学之友好，无不谏阻，止宓勿行，而宓竟不听其劝告（久后，已深悔自己的‘轻举妄动’之错误。但在当时，只觉得我‘为理想牺牲实际利益’是对的）。”
1949年，吴宓毅然离开国立武汉大学而来到偏远的私立勉仁、相辉任教，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和思想斗争，但这一举动，正是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正是出于他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1998年，在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召开了“吴宓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暨吴宓学术研讨会”，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在贺信中称：“吴宓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都有深湛的研究……吴宓先生虽然是英文教授，但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了高风亮节。”
吴宓到勉仁、相辉任教，正是他“高风亮节”之举。
（本文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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