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星
2014年08月27日07:2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四
也许的确不该做这样的比较，读这本“感情流水账”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两个人，一个是刘少奇，一个是顾准。前者在被打倒的同时，他的妻子被抓进监狱，这位前国家主席显然是在极端孤独和痛苦中故去的。可以作这样的推想，如果刘少奇能够被允许始终与妻子相伴，如果他不但有妻子相伴，也有江西步校那样一个允许孤独也允许思想的院落，他或许不会那样早、那样痛苦地逝去。而顾准呢？1974年，在顾准心里，那一定是一个很寒冷很寒冷的冬天。生命垂危的顾准，临终前几乎是乞求见一下与他“划清界线”的子女，见一下他近在咫尺的老母亲，但终未如愿。原因很简单，那时顾准身上的符号只有两个字，不是父亲，也不是儿子，而是“右派”。所以，想最后看一下儿子的母亲被劝阻，应该向父亲作最后告别的儿女没有来。不敢想象顾准临终前那种被掏空一切的绝望和痛苦。不敢想。想一遍就会流一遍泪。抑制不住的热泪。这一段段让人泪如雨下的历史章节总会让人作这样的思索：这究竟是历史的不幸，还是个人的不幸？这究竟是时代的悲剧，还是个人的悲剧？或者说，我们能简单地、清晰地将这两者轻松地分开吗？我想很难。因为，悲剧可能是历史的，但泪水一定是个人的。
五
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政治的追求当然是难以放弃、不能割舍的。因为这里有一个政治家的全部人生价值和人生梦想。但亲情呢？家庭呢？或许还应该有这些政治家的爱情。失去这些，或者所有这些又极其不完整呢？这对政治家的命运又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甚至对政治家的政治判断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甚至相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极其值得研究的题目。这个题目不仅是读者需要的，也是政治家需要的；不仅是政治家个人需要的，也是政治化了的历史需要的。
六
无情未必真豪杰。
无论读此书，还是读三卷本《邓小平文选》，或是读邓小平无比生动也感人的生平图片，伟人的大智大勇、治国方略当然动人心魄，但常常让我动情落泪的还是一个政治家对民族对人民的深情、对亲人的深情。阅读邓小平的生平图片，觉得越到晚年，邓小平的目光、笑容，越能让人在感受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的同时，感受一个普通父亲，一个普通丈夫，一个普通老人经过沧桑岁月磨砺之后的至真之情。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总共收选了邓的15封信件，这些信件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写给毛泽东或汪东兴的。这些信里，虽然也涉及党事国事，但更多的，或者说大量的都是家庭琐事、亲人之事。有关于妻子卓琳的血压；有关于邓林“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有很详尽的十分拮据的二百多元生活费的分配；有关于朴方病情的情况，并“只能要求你的帮助（指汪东兴），要求党的帮助”。对此，作者毛毛的评价是：“可以看到，‘文革’当中，父亲写信往往都是为家庭的‘琐事’。父亲这个人，向来行事简约。在工作中，讲话不写讲稿，写报告也总是言简意赅，从不赘言。在生活中，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就连与他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妈妈，也从未见过他因家事写信。而在‘文革’中间，在家庭处于困境之时，在他的家人子女需要得到关怀和帮助时，作为一家之长，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写信，而且是不厌其详地写信。‘文革’中，他总是觉得家人和孩子们是因为他才受到这么多的委屈和不幸，他总想尽他的能力，尽一切可能，为家人和孩子们多做点再多做点。他从不要求孩子们为他做什么。他付出了对家人子女的全部的爱，却不要求任何回报。这是人世间最朴素的爱。估算一下，‘文革’十年中，父亲所写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80年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七
“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
这是写于1971年2月的一封短信的开头。这就是邓小平，很真实，很感人。
我只能说：
拥有这样一位政治家，是一个国家的大幸；
拥有这样一位领袖，是一个政党的大幸；
拥有这样一位丈夫，是一个妻子的大幸；
拥有这样一位父亲，是儿女后代的大幸。
20世纪拥有了邓小平这样一位世纪伟人，应该说这也是历史和民族的大幸！
难道不是吗？！
《 人民日报 》（ 2014年08月27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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