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拥抱到决裂——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一）

最快的“变脸”

6月12日中午12时，红一、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会师。毛泽东与张国焘通过电报约定在懋功两河口见面。

在前往两河口途中，毛泽东见到红四方面军张贴的标语——“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他问红四方面军干部：“你们怎么知道中央红军有三十万？”

红四方面军干部回答：“根据张主席的公式推算出来的。”

在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指战员称张国焘为“张主席”。

会师之前，红四方面军三巨头——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研究迎接中央红军事宜。陈昌浩提出把“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作为宣传口号。

“中央红军没有那么多吧？”徐向前觉得不太可能，“他们一路打过来，战斗伤亡、非战斗减员一定非常严重，即使出发时有三十万，现在也不可能这么多了，还是留点余地为好。”

陈昌浩反问：“那提多少为好？”

徐向前答不上来。

张国焘说：“中央红军是老大哥，比我们多五倍是肯定的。我在毛裕镇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只有六万人，五倍是三十万，现在我们发展到了八万人，按五倍计算他们应该在四十万以上，我们只提三十万，已经留有余地了。”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认为这个口号影响到了后来两军的关系。他说：“会师后的事实证明，中央红军还不到两万来人，哪来的三十万嘛！我们的宣传打了自己的嘴巴，弄得四方面军指战员议论纷纷。”

6月25日下午5点多钟，张国焘一行赶到懋功北面的抚边。

这天早晨下起了雨，越下越大，滂沱大雨将山川、河谷、民居笼罩在雨幕之中。中央领导人迎出抚边三里之外，等候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一字排开，他们是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中革军委主席）、博古（原中央主要负责人），连病中的周恩来（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也在雨中等候。

这是中央给予张国焘的最高礼遇，也是红一方面军给予无私援助他们的兄弟部队的最高敬意。

张国焘一行十余人鞭打着高头大马，飞驰而来。听到马蹄声，毛泽东等人走出帐篷，冒雨迎上前去。

张国焘跳下马，与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热烈拥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八年了”。

他与毛泽东分手于1927年7月，与朱德分手于1927年11月，距今都有8个年头了。当年挥手一别，分别组织兵暴、农暴，而后又各自创建了一支主力红军，历经坎坷挫折，在川康边界的不毛之地相聚，感慨万千。

他们拥抱着、捶打着，脸上湿漉漉的，一半是泪水，一半是雨水。

随后，举行欢迎仪式。会场上，响起嘹亮的《两大主力会师歌》，毛泽东、张国焘手挽着手，并肩走上主席台。

朱德首先致词：“同志们，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欢呼快乐的不只是我们，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在那里庆祝欢呼！这是全中国人民抗日土地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

张国焘致答词：“我代表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向党中央致敬！四方面军过去一直远离中央，没有直接受中央领导。现在好啦，中央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今后我们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去战斗，去奋进！”

会后举行了简朴的宴会。酒醇，心热，情浓。

一切都像想象的那样，甚至比想象还热烈。

会师后，张国焘发现一方面军无论从服装、装备、给养，到战士身体情况、精神状态，包括军容军纪都远逊于四方面军。

对于这种差别，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幽默地形容为“叫花子与龙王比宝”：

两军胜利会师，大家都兴高采烈，特别是中央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后走了8个多月，打了许多恶仗，人困马乏，部队减员很多，部队出发时8.6万多人，到懋功时还剩下两万多人（一说1万余人——引者注），而且枪支弹药很少，衣着也不整齐，破破烂烂，五颜六色都有，就是领导干部也不成样子，穿的是用藏民的氆氇做的毛坎肩，披在身上像个破口袋。

四方面军号称10万人，实际战斗人员是8万多人。当时有1万多人的二、六军团已在湘鄂川黔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据地。在三支红军中，数四方面军的队伍最大。他们原来在物质条件较优的四川通南巴地区，5月初，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从川陕根据地撤出来，向北上的中央红军靠拢。部队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打的仗也不多，所以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的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的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

张国焘狐疑地观察着驻扎在抚边的红一方面军部队，疑问一个接着一个：

这是那支令国民党军魂飞魄散的红军部队吗？

这支困倦疲乏的部队究竟有多少人？

这支摇摇欲坠的部队还有多少战斗力？

……

由于会师后红一方面军保持搜索前进的战斗态势，部队分散在不同的地点，他想找几个老熟人摸摸底。

首先找到周恩来。周恩来不仅是中央军委副主席，而且在遵义会议上，他被确定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是最了解各军情况的人。

周恩来对张国焘印象不好。这位被党内外公认最能克制的人，生平唯一一次拍桌子就是针对张国焘的。

那是1927年7月南昌起义前夕，周恩来负责前敌委员会工作。正当起义工作一切就绪的时候，他接到中央代表张国焘的两封密电，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后再作决定。张国焘从武汉赶到南昌后，周恩来和李立三、恽代英等前委同志都表示起义迫在眉睫，不能取消或者推延。张国焘蛮横地说：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周恩来激动地说：“共产国际和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他说话时动怒了，气得拍了桌子。20年后，他对人说到：“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最后，张国焘还是在多数人的反对下屈服了，同意如期举行南昌起义。

8年后的交谈还是从南昌起义说起。

张国焘拿周恩来留的长须开玩笑：“一晃8年，那时的翩翩少年现在成了美髯公了。”

周恩来笑道：“南昌起义失败后，为方便在上海开展白区工作，留起了胡子。现在大家叫我‘胡公’。”

张国焘借事说事：“记得南昌起义失败，我们是在潮汕分手的。那时，你正在发高烧，我说我留在部队处理善后事情，要你先走，你却硬要送我先走。”

周恩来说：“我们职责不一样，我是前委书记，处理残局是我的责任。”

“前后相隔8年，境遇仿佛重演。那时，我们的部队也被打得七零八落，现在中央红军也是受了重大损失，人数减员很厉害吧？”张国焘引到自己关心的话题上。

周恩来说：“还是有所不同，那时人都打光了，现在部队还在。”

张国焘按捺不住，直接问道：“你们现在还有多少人？”

周恩来警觉起来，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

“我们有10万人。”张国焘夸大了一些。

“我们有3万人。”周恩来事先已经在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李先念的谈话中，掌握了红四方面军的实际兵力，也相应地上浮了一些。

尽管上浮了一些，张国焘还是感到吃惊。周恩来注意到，他的脸色都变了。

张国焘从机敏的周恩来那里问不出更多的东西，反而露出了马脚，又去找朱德。

朱德与张国焘在南昌起义期间有过短暂的接触，了解不深，也没有戒备意识。他在后来在自传中这样解释：

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的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过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

张国焘问：“你们还有多少人？”

朱德以实相告：“一方面军过去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了。”

张国焘装着不太明白：“骨架子？”

朱德解释道：“也就是说，兵没有了，只剩下骨干了。全军总数也就1万多人。这1万多人许多都挂了彩，还有些生病，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张国焘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1万多人？”

朱德具体介绍了兵力的构成情况：“林彪的第一军团人数最多，约为3500人，彭德怀的第三军团约3000人，董振堂的第五军团不到2000人，罗炳辉的第十二军只剩下几百人。再加上中央各直属部队，总计约1万人。所有的炮都丢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又几乎都是空筒子，每支步枪约5颗子弹。”

“就这么点人？“张国焘实在不敢想象红一、红四方面军力量之比竟为一比八！

朱德听出张国焘的震惊了，继续说道：“虽然目前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但是弥足珍贵，因为我们把骨干力量和最大多数的干部都保存下来了。现在红一方面军中，干部多，士兵少，干部降二级乃至三级使用，现在的普通战士可能以前是连长，而原来的团长现在只能当连长。你们四方面军的情况呢？”

张国焘介绍了情况。

朱德对四方面军的印象很好：“没有见到四方面军以前，不敢作较高的评价，可是，看到以后，却有说不出的高兴。在懋功以南的大路上，我看到李先念的三十军，指战员们都身体矫健，精神饱满。每个战士都背有百颗左右的子弹，机关枪齐全，还有用驴马拖的成箱的机关枪子弹以及大大小小的迫击炮，可以说是一支极具战斗力的劲旅。”

与朱德的谈话持续了大半夜。

临走时，朱德很郑重地提醒张国焘要重视毛泽东的意见，搞好与他的团结：“在中央高级领导层中，真正懂军事的并不多，老毛富有预见，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能够解决问题。正因为如此，遵义会议大家一致推举他重新出山，负责军事问题。你对四川的情况、对西北的情况知道得最多，今后打仗要靠四方面军卖力。你要多发表意见，与老毛加强沟通，只要你俩意见一致了，别人也不会有异议。现在军事问题最重要的，政治局委员们都主张从速北上，我也觉得这个意见是对的。”

精明的张国焘这时才发觉憨厚的朱老总在交谈中也是用了心的。

张国焘告别朱德。回到自己临时住处，一种只手擎天、顾盼自雄的得意，一股凌顶俯瞰、天低吴楚的霸气，在他身体内匝绕、弥漫、膨胀。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张国焘的心态开始出现变化。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形容道：“张国焘处处摆出一副主人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