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少华
编者按：80年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人领导红军将士进行了震惊世界的伟大长征，开辟了中国革命继往开来的光明道路，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重要基础。为了纪念长征出发80周年，本刊特约请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员，湖北中共党史学会和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多年从事党史、军史和历史人物研究的党史专家周少华先生，撰写系列文章，从一个侧面向读者展示那个波澜壮阔的斗争岁月。
1935年6月25日，在雪山脚下，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与张国焘在阔别8年后再次聚首。这是他们前后多年交往中最真诚、最热烈的一次拥抱，也是长征途中一段最危险、最关键历程的开端。
最难缠的“朋友”
毛泽东与张国焘相识甚早，但在他们此后的交往中，分歧大于共识，对抗多于合作。
在开国上将许世友看来，这是一对才能、资历和威望真正匹敌的对手。他说：“在党内，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
毛泽东与张国焘，具有太多的相似，又有着太明显的差异。
他俩都出生乡下。毛家在湖南湘潭，籍籍无名，父母以务农为生，拥有15亩地，每年收60担谷，家庭成分为富农；张家在江西萍乡，名门望族，父亲既做官又收租兼经营，拥有1000担谷的土地，家庭成分是地主。在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之中，出生官绅世家的不少，但像张家那样显赫和富有的不多。
俩人都是知识分子。毛泽东是草根知识分子，最高学历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相当于中专学历，不懂外语，他的知识主要靠自学；张国焘毕业于北京大学，精通英语，熟悉俄语，在担任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期间，能够不借助翻译，与各国代表交谈。
俩人都是家中老大，在父亲眼里都有叛逆的一面。毛父毛顺生因为长子沉湎读书误了农活，骂他“懒惰”“无用”，打骂、羞辱他。毛泽东对父亲的粗暴采取忍耐和妥协的方式多些。相比而言，张国焘忤逆得多，在北大读书期间与前来探视的父亲张觐光发生激烈争论，性急之下，直呼父亲的名字，被张觐光狠抽一耳光，他断然宣布与父亲断绝父子关系，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俩人都拜北京大学教授、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李大钊为师。毛泽东曾于1919年到北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为毛泽东提供了在北大任职的机会，让他得以在北京大学旁听课程，毛泽东对此感念一生。1949年他定都北京时，又回忆起这段往事，感慨地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与毛泽东相比，张国焘与李大钊相处时间更长，所受教益更大，他称陈独秀为自己政治上的引路人，李大钊是自己精神家园的导师。他也被公认为李大钊的主要助手。但是，1924年5月他被北洋军阀逮捕后，在狱中供出中共在北方的11名领导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李大钊，为两年后李大钊被北洋军阀逮捕绞死埋下祸根。
俩人都特立独行，不约而同地拒绝留洋。1919年，毛泽东出面组织了数百名湖南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自己原来也打算与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人一起出国，临到上船时改变了主意。他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的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得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五四学生运动众多领袖选择出国留学，张国焘也有机会到美国深造，但是，他放弃了这样的机会。张国焘解释道：留在国内是研究和了解中国社会的最好的途径。同样是拒绝留洋，毛泽东终身不悔，而张国焘在党内斗争失意后则认为年轻时太轻率，后悔不已。
俩人都以擅长群众运动著名。毛泽东被瞿秋白尊称为“农王”。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此，通过土地革命，发动和武装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的取胜之钥。张国焘是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领导过包括北京长辛店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工人运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工人运动的产物，产业工人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产业工人所在的中心城市才是革命的中心，中国革命应该以工御农，以中心城市带动周围城市。
俩人都是党的一大代表，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虽然年龄比张国焘大5岁，长期担任省级领导职务，1927年八七会议上才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3年进入政治局，1935年遵义会议增补为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在一大上即担任会议主持人，会后成立三人中央局，陈独秀是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此后长期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一直处在党中央核心地位。
俩人都在党内有“三起三落”的坎坷经历。毛泽东在1927年领导湘赣边界秋收暴动受挫后被中央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在1929年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选举中落选前委书记、在1933年被人以专务政府工作为名排挤出决策圈；张国焘在1924年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有过叛节行为、在1923年因反对国共合作落选中央委员、在1927年指导南昌起义失败后被处以严重警告。受挫的经历对于毛泽东而言是一种磨练、反思和自省，在重新出山后他信念更牢、姿态更低、眼界更广，更能听取和吸纳同志的意见，包括从不同侧面吸取或借鉴不同意见。他的夫人贺子珍感受最深：“他变得更耐心了，更加善于团结人了。”失败对于张国焘则是一种打击，在屡经打击之后，他开始动摇对信仰、原则的执著，把生存和结果放在第一位，为此可以舍弃或牺牲其他。
……
他俩第一次晤面，可以追溯到1919年。
张国焘留给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高傲。1919年，经李大钊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毛泽东结识了当时的学生运动领袖张国焘。李大钊希望这两位蕴藏着巨大才干的青年人能够成为好朋友，但是，张国焘瞧不起满口湘音、穿着寒酸、热心与人攀谈的毛泽东，双方寒暄了几句，没有更深的交往。18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酸楚地对美国记者斯诺说：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人的姓名，可是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说南方话。
毛泽东给张国焘的第一印象是狡辩。张国焘第一次认真观察毛泽东是在党的一大上，结果只发现了这位农家子的一个长处——善设圈套。他在回忆录中用鄙夷的语气写道：
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起来。
毛泽东与张国焘分手于1927年7月。当时，张国焘作为中央常委，负责大革命失败前重要干部的疏散工作。
“中央准备派你到四川担任省委书记，那里相对安全，而且天府之国，大有作为，尤其是在农民运动方面。”
“不！”毛泽东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我要到湖南去！”
张国焘吃惊地叫了起来：“湖南？你在那里红透了天，所有的地主豪坤和军阀都恨不得活剥了你的皮，怎么还往虎口里钻？你是怎么想的？”
毛泽东平静如水：“我不甘心农民运动就这样完了。”
听到毛泽东要回湖南去，另一位常委瞿秋白赶来劝阻：“中央领导层需要新血液，亟需充实具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同志，我准备提议调你到中央来工作。”
“我住不惯高楼大厦。”毛泽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要到湖南去，搞暴动，上山结交绿林好汉。”
张国焘、瞿秋白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不久，毛泽东回湖南主持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8年过去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与张国焘在党内地位相同。这两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在长征路上相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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