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少华
最初的矛盾
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后，张国焘变得敏感和好斗。这体现在他与毛泽东的初次交谈中。
毛泽东问起会师前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计划。
张国焘提到年初曾向陕南突击，考察过北进的可能，试图接应转战到鄂豫陕地区的徐海东部，当时已经打到宁羌地区，按实力可以打到汉中地区。
“可惜了。那时你们已经到了汉中，为什么不继续北进？不过，如果你们真的北进了，那我们就不可能在懋功相会了，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可能要多走几千里路去追寻四方面军。”
由于摆龙门阵，毛泽东聊得很随意。
张国焘感觉被刺了一下。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揣测毛泽东的神情、用意和原因：
毛当时说这些话的语气，显然是讥讽我并无策应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诚意。毛的这些谈话使我心情上的感觉很不愉快。我觉得他在游击战争中养成了一种疑忌心，所以对我的所作所为，也不用善意去推测。
张国焘郑重其事地澄清：“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知道一方面军将会渡过长江北上时，即以策应一方面军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到宁羌地区，主要是企图打击在那里的胡宗南部，也是策应一方面军的一个行动，并无远离一方面军北进的意思。我们现在终于在懋功地区会合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引以为快。”
毛泽东意识到产生了些许误会，善意地点点头，表示认同张国焘的表态，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张国焘接着叙说红四方面军实施嘉陵江战役的情况，说到下令放弃整个川陕苏区，将全部力量撤到嘉陵江以西。
毛泽东忍不住叹息了一声：“可惜啊！”
又听到这个词，张国焘反诘道：“我来迎客，难道还犯了罪不成？”
毛泽东不想搞坏气氛，苦笑着说：“接客很好啊，我们都十分感谢。要有个家就更好了。”
张国焘的不快第二天便摊到桌面上，这就是两河口会议。
两河口，是抚边以北的小镇，得名于镇旁两条小河——从北面梦笔山流下的抚边河和从东面大雪山流下虹桥河。这两条奔流而下的溪水在此交汇，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绿洲。尽管当时已是夏天，但山上的积雪和河里的流水，使这里的气候非常凉爽。
会议在一座喇嘛庙召开。据文献记载和多数当事者回忆，这次会议的全称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等人。
按惯例，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报告和结论由分管此项工作的常委负责。
周恩来是政治局中负责军事工作的常委，由他作主题报告。
“目前，一、四方面军都离开了原有根据地，要在新的地方创造新的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战略方针就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周恩来开宗明义，提出会议的主题。
“应该向什么地方前进呢？”周恩来通过假设，论证自己观点：“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后面有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兵，敌我力量悬殊。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那里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在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会遇到敌人，我们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如果敌人前进得慢，我们可以在这个广阔的地区前进，并向陕西迎击敌人。”
张国焘接着发言，提出了三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迅速北上，从甘南打开缺口，以川陕甘为战略目标创建立足点和根据地。他称之为“北进计划”。
第二个方案，是以现在占领的地区为起点，以西康为后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发展，或者南下四川，准备赤化四川。他称之为“川甘康计划”。
第三个方案，是转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廓地带，以新疆为后方。他称之为“西进计划”。
张国焘逐个方析了三个计划的利弊。看似不偏不倚，就事论事，其实暗藏心机。分析北进方案时，他从多个角度论述了方案的不利因素：“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川陕甘边境一带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封锁。再说，现在松潘北部敌情不明，贸然前往，非常危险。”
分析川甘康方案时，他列举多种可能性，论述其进退有据、应对裕如战略弹性，其基本思路是：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根，以便有时间整理队伍，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者西进呢？如果事实证明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北进或西进仍未迟。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人封锁，仍可以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不易封锁的。
大家都听出了张国焘的中心意思。他醉心于固守川西北一带的计划，即所谓“东扣岷江，南掠天、芦、灌、邛、大、名”的意见，认为可以向成都打，消灭南面的敌人不成问题。
毛泽东第三个发言，讲了五点意见：
第一，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他们是要打成都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实现向北发展的可能。
第二，战争的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
第三，应看到那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
第四，集中兵力与主攻方向，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20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的地方去。
第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毛泽东的发言与众不同。他思考问题不是一味地从红军的角度论优劣长短，而是重点关注蒋介石的部署，围绕“先敌制变”的原则来选择方案；他顾全张国焘的面子，不去评说或者抨击川康甘方案的短处，而是用“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轻轻带过，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执行北上计划上；他强调决策与执行的统一，要求高度机动，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他从组织人事的角度，要求常委和军委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
而统一指挥、即决即行才是当前所有问题的核心。
在张国焘看来，虽然主持会议的是张闻天，作主题发言的是周恩来，但真正的主席是毛泽东。这点从发言的证据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发言丝毫没有论证观点的意识，完全是从决策的高度阐述的，而且极具操作性。他的思路后来成为《松潘战役计划》的蓝本。
在毛泽东之后，朱德作了简短表态：“同意恩来的报告，背靠西北、面向东南这一总的战略方针应决定下来，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打下敌人，建立根据地。”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发言，赞同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从松潘打出去。
接着，博古作了发言。博古引经据典，言辞犀利，对张国焘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抨击。
张国焘本来落于孤立之中，博古更让他怒火暗烧。
博古兀自畅谈：“南下川康，正如同麻雀飞进了阴沟里，进得去出不来，死路一条……”
“你说谁是麻雀？”张国焘冷笑道，“博古同志，眼睛长来不完全是用来看别人的，也应该借个镜子看看自己吧。中央红军10万雄师，如今还剩下多少人马呀？你们打了败仗，不能说要李德负责，他是外国人，你们都要负责。作为党的最高负责人，你难道不应当深刻地检讨一下自己的责任？还振振有词地来和我谈什么军事？”
毛泽东劝道：“国焘同志，先不要上火嘛，让博古同志把话说完，你再发表意见，好不好？”
博古胀红了脸，匆匆结束了发言。
王稼祥接着发言。话不多，但很有嚼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能使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这个地区有很多好条件，首先是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力量大了，其次是帝国主义的干涉远了，敌人又隔离，群众受压迫，易于接近我们，等等。有这么多好条件，但能否成为苏区，要看我们能否消灭敌人。如果认为一面无敌、后退无穷，这就错了。这是躲避斗争，不看到进，只看到退。当然在有的情形下须要退，但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这里，而是要坚决斗争扩大苏维埃区域。”
张国焘倒吸一口冷气。他没有想到，这位白面书生竟然用“一面无敌、后退无穷”八个字来形容他钟情的川康甘方案，而且上升到“躲避斗争”的高度。
张闻天最后作了总结性发言：“我们的目标是继续前进，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目前红军最重要、最关键的任务是，首先突破敌人的北面防线，消灭胡宗南的部队，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张国焘把两河口会议视为一个人对一群人的“群英会”，他说不过周恩来，争不过毛泽东，拗不过张闻天、王稼祥，被迫同意北上方案。
 |
| 相关专题 |
| · 期刊选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