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

会议讨论的思想理论问题

1979年1月9日，刚担任中宣部部长不久的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宣部部务会议，正式确立了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议程。会议议程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邀请中央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160多人参加，各省市派来1位联络员，从1月18日开到3月16日。第二阶段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派人参加，扩大到400多人。后因情况发生变化，没有开大会，中央理论宣传单位原小组继续讨论，地方则以省市为单位进行讨论，从3月28日开始到4月3日结束，会议前后历时3个多月，算是一个长会了。

会议的讨论主要在第一阶段，胡耀邦在1月18日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会议的两个目的：“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总结经验，可以总结两年，也可以总结十来年、三十年。建国三十年来，理论宣传战线有许多好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要把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总结起来，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这两个目的是互相联系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向前看，把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使理论工作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胡耀邦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具体指导方针。

从1月19日开始，理论工作务虚会进入小组讨论阶段。各小组讨论的内容十分广泛，提出的理论问题非常多。据会议亲历者马沛文统计，会议上关注过的大大小小的理论问题有64个。会议专门成立了简报组，各组发言大多以简报的形式印发给每一个参会者，前后共发简报266期，散发的范围比较广，传阅者很多。会议的影响也很大，引起了社会各界震动，主要讨论五大问题。

第一个是分清思想路线是非问题。

会议是以真理标准为引言和主题的，所以会议一开始就对“两个凡是”进行了集中批判。会议经历者李洪林回忆说，“在这样一场原则是非的辩论中对犯错误的人采取和风细雨、与人为善的态度进行批评”，这在新中国成立30年来是第一次。“所有的批评都是摆事实、讲道理，真正的和风细雨，既没有疾言厉色的斗争，更没有政治上的打击和组织上的处分或清洗”。

坚持“两个凡是”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会上作了发言，有的甚至做过多次检讨发言，不同程度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与会者对他们的发言进行了评论。

有一人曾诚恳地说：我是一个思想没有解放的人，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上犯了思想路线不端正的错误。我非常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使自己受到教育，把自己从思想僵化的精神状态里解放出来，以便做好党的理论宣传工作。

有一人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正确的，反而武断地说，这篇文章割裂了毛主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学说的完整性，提倡怀疑一切、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又说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会引起思想混乱，会使读者提出究竟是举旗还是砍旗，会在国内国外引起很坏的反应；还说文章主要是批教条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方向错了。

还有一个人表示：我犯了思想路线的严重错误。在中央工作会议和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我提出了许多批评，我表示热烈的欢迎。我愿意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但是，现在我的精神状态是不振作的，思想是混乱的。打破精神枷锁，肃清康生的影响，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端正思想路线，赶上时代的步伐，对我来说，因难比别的同志多。思想是长期形成的，要改变这种思想，也不是一时的事。我面临着一个改造世界观，赶上时代步伐的严重任务。

在这些发言中，他们都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评价说：“尽管与会者对有些同志的‘检讨发言’不满意，甚至很不满意，但有一点情况是重要的，就是他们都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也就是说，明确了在这场大争论中究竟谁是谁非这样的大界限。这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与会者在批评‘两个凡是’和上述几位同志的错误时，都联系到了汪东兴，对他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揭露和尖锐批评。有些同志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错误，提出了批评。这些，对于分清是非，当然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个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

从这个公报上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并不急于对“文化大革命”做出结论。但是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这个“禁区”就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被冲破了。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不仅主要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而且还清算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五一六通知》在会上遭到了众人的猛烈批判。大家强烈要求实行“理论民主”，废止文化专制主义。有的与会者说：“在学术理论工作中，要排除‘长官意志’、‘上级见解’、‘主席观点’这一类的东西。”而有的与会者认为，在理论问题上，中央领导人的见解“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并不具有任何法令的权威性，是可以批评，可以反对的”。特别是有的与会者对《五一六通知》做出剖析后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个文件是根本错误的。根据这个文件搞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违反了人民的意愿，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了严重恶果。

会议还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了认真讨论，虽然会上对是否继续保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理论存在分歧，但绝大多数与会者主张抛弃这一理论。有人在讨论时说，既然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其革命对象必然是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本身决定了革命的对象必然是错的。革命的对象都搞错了，这种理论还有奉行的价值吗？更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凡是派’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号，继续推行‘四人帮’那一套。……我认为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之争，这个问题非同小可。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从内容到提法都应彻底抛弃。”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价，大家一致认为应该予以否定。因为“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或成绩，正在一件件遭到否定，什么‘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三家村’、‘四条汉子’、‘五一六通知’、‘六一大字报’、‘七厂二校经验’。既然这些都已具体否定，如果我们还要说‘文化大革命’如何好，那真就成为‘抽象肯定’了。我们已经付出巨大学费，如果我们还不承认失败，那我们就学不到什么东西，这笔学费就白付了”。

第三个是对极左路线的批判。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性质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问题，同样是一个理论禁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批“右”，不能批“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第一次冲破不能批“左”的禁区。

与会者有人提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左”倾机会主义给革命带来的损害，一点也不会比右倾机会主义少。而有人说，30多年来，我们的主要教训，是一条极左路线的恶性发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集中暴露。还有人说，1957年以后20多年来，我们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这条路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特别是有人郑重地说：“现在全党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建国快要三十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阻挡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麻木不仁，不思考，不去研究是不行的。”

党史专家陈雪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事件和决策调查》书中，就“左”倾错误作出了概括，明确地说，中国共产党自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党的路线开始向“左”方面转折；1958年“大跃进”，“左”倾思潮泛滥成灾；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逐渐形成；到了“文化大革命”则变本加厉，走向顶点，危害极大。在这次讨论中，与会者基本就是对这四个时期“左”的路线的表现和危害进行批判。

第四个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讨论。

务虚会上公开讨论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并把这个问题作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最重大问题公开提到了全党面前，这在党内是第一次，产生了重大影响。

据马沛文回忆，与会的大多数人对毛泽东和他晚年错误的分析评论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有人肯定地说：“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但是，同时要指出他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上有错误，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都有错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重用林彪、‘四人帮’，错误更大。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和反对毛泽东绝不能混为一谈。全面地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和错误是很有必要的。”也有人分析了毛泽东之所以会犯严重错误，是因为他大搞个人迷信，“把个人权威看得重于人民利益”，“他不能容忍任何人触犯他的绝对权威”。

在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评价时，与会人员中还是存在着一些糊涂观点甚至错误认识。有人认为，必须对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毛泽东思想中有错误的东西，这些错误的东西不是片言只字，而是他反复强调的思想。不能都推给“四人帮”或康生。还有人提出对毛泽东思想也要进行拨乱反正。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

理论工作务虚会讨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出现的这些认识问题，说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做出科学评价的问题亟待解决，说明了准确界定和科学阐发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也亟待解决。

第五个是对领袖与人民的关系进行反思。

参与会议的同志对领袖与人民的关系也进行了热烈讨论，因为这个问题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有关。

把领袖和人民的关系阐述得系统而全面的，是李洪林所作《领袖和人民》的发言，1980年《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发言，后来连同未发表的部分一同收入他的文集《理论风云》。李洪林在发言中提出：“不是人民应该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应该忠于人民。不是领袖缔造了党，而是党产生了领袖。领袖是可以批评的，批评领袖不是‘反党’。”“应该永远废止领袖指定‘接班人’的制度。只有封建皇帝才要预先立太子。而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里，领袖本人都是由党和国家的权力机关决定的。因此他本人无权指定‘接班人’。”

李洪林的发言很是轰动，许多与会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分清几个原则是非：1.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还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2．是领袖缔造了党，还是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3．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4．领袖是单数还是复数？5．领袖是天生的，还是实践中成长的？6．领袖能不能批评？7．领袖的权威是树起来的，还是实践中自然形成的？8．领袖是在党组织之内，还是党组织之上？9．领袖是终身制，还是要有一定任期？10．要不要指定“接班人”？

会上提出的这些问题同现实关系重大，有些问题还亟待理论界甚至中共中央给予解决。提出这些问题的，绝大多数都是有较深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有不少是有关方面的领导干部，还有一些是思想解放、很有生气的年轻理论工作者。他们的这些发言和议论，对于启迪人们的思想很有帮助，对于推动思想理论界的拨乱反正起了助推作用，对于改进党的领导也很有参考价值。虽然有些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些敏感，不宜公开讨论，但是，在党内会议上提出和议论是正常的，也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