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

在邓小平讲话前，各小组对第一阶段的会议作了自我估量，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光明磊落。绝大多数与会者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次会议“学习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榜样，开得很好，大家很有收获，很受教育。说实在话，对于长期以来未能触及而又影响很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敢于发表意见，这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现象，也是理论工作开始富有生气的实际体现”。至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绝不能说这是理论工作务虚会造成的，正如不能把这些偏向说成是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造成的一样”。

邓小平在讲话中对理论工作务虚会进行了评价，他指出：“在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有人认为，邓小平的这个评价“是一个中性的提法”，“是最低限度的肯定”。

相对于有人说“务虚会是胡闹会，乱子都是务虚会的这帮秀才闹出来的”，邓小平的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恰如其分的。邓小平以后的一系列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确实对那些“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回应。比如，关于废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对个人崇拜、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问题的有益的建议和意见，都被党中央所采纳，并形成了政策和制度规定。可见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许多理论观点是走在实践前头的，“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

作为这次会议组织者的胡耀邦，在会议结束时作了一个“结束语”讲话，他对邓小平的讲话表示同意，但他自己并没有讲对这次会议的评价，而是说：“我们这个会开得怎么样？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让历史去检验。我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让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来检验，过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看，让历史来检验。”

当年参加会议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对这个会议还是抱有深厚感情的，在后来回忆和研究的著作与文章中都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吴江认为，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以实践标准的精神广泛地涉及建国以来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的各个方面”。马沛文也认为：“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党路线的大转折，那么，务虚会就标志着理论上的大突破。”冯兰瑞则认为：“这个会议使思想解放达到高峰，是突破‘两个凡是’禁区的转折点。”李洪林还认为，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胡耀邦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杰作。“会议的规模和规格，对问题探讨的深度，以及生动活泼的程度，都是空前的。如果说，真理标准的讨论是集中兵力突破了‘两个凡是’的防线，那么，理论工作务虚会就是全面进军，猛烈地扩大战果”。

目前，学术界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也普遍较高。沈宝祥认为：“从总的方面看，理论工作务虚会是朝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的方向，紧握实践标准的武器，在思想理论领域披荆斩棘、开拓前进的会议。理论工作务虚会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全面拨乱反正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理论工作务虚会有力地证明，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完全可以信赖、可以委以重任的。”程中原认为：“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分清思想路线是非是很有成绩的；对所探讨的主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做出的回答，大多数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是发扬了民主作风的……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工作史上一次有成绩的会。”胡耀邦的女儿满妹认为，尽管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一个存在不同看法的会议”，但是“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与真理标准讨论一样，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真理的号角吹得更响，为思想解放进一步打破了禁锢”。

权威的国史著作也充分肯定了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成绩：“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上，联系两年来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上发生的分歧，用大量事实，深入揭发批判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负责宣传理论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宣部、中央办公厅、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红旗》杂志等部门的负责人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错误。这些部门的负责人也都在会上作了不同程度的检讨。基本上达到了会议预定的总结经验教训、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目的。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提出和讨论了不少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禁区。会上还提出了在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学、文艺学、法学和国际关系等领域需要继续打破禁区、深入研究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有人还提出很有必要作一个社会主义时期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