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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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理论界的一件大事，像这样的以真理标准为引言和主题的大规模的理论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会上提出和讨论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对后来的思想理论界乃至中共高层决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

1978年党内外围绕着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经过几番较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最终战胜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思想理论界长期形成的噤若寒蝉的僵化状况从而有了极大改善。

在这场思想交锋过程中，有人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以及支持这种观点的其他文章扣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非毛化”，是“砍旗”。1978年9月，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以“不介入”争论为名的《红旗》杂志，在长期沉默之后，突然写出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长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这篇文章正如务虚会上有人所说的，它虽然也讲实践第一、实事求是的观点，但整篇文章是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它不是反对教条主义，而是大批什么怀疑论，不可知论；文章最后部分，专门批判“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称之为“海外奇谈”。

1978年9月下旬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当叶剑英了解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和开展讨论并且在报纸上作了报道后，不但理论界反映强烈，各路诸侯也反映强烈，而且社会上乃至国外都有反映，同时党内又有不同意见时，叶帅提出要开一个理论务虚会。10月14日，邓小平在同韦国清谈话时，对叶剑英的提议表示支持。他说：“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

1978年10月下旬，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谭震林把应约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送给《红旗》杂志，文章除了回忆历史之外，还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这与《红旗》杂志“不介入”的态度相悖，《红旗》杂志要求谭震林修改，删掉文章中支持实践标准的内容，谭震林坚决不同意。11月16日，谭震林的文稿被送给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看后同意发表。邓小平说：“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红旗》杂志于1978年第12期刊登了这篇文章。

真理标准讨论带来的解放思想，促进了全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今后的发展道路进行全面思考。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这次会议对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暴露的意见分歧进行了热烈讨论。有的同志仍然认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是提倡怀疑一切，是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泽东的错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的方针。而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两种指导思想的分歧。经过尖锐的思想交锋，一些对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有疑虑的同志思想有了转变，作了自我批评，大家要求党中央对这场讨论明确表态，以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但是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对理论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来解决。于是，中央政治局接受叶剑英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分清是非、统一思想。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而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这个大讨论的继续，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二阶段。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说：“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重申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的社会实践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中的第一的地位，重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但多年来被遗忘了，甚至被搞反了。这个问题的更新提出，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从最深处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这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场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