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李玉
上世纪40年代上海掀起“日光节约”运动
记者 杨晨
李玉。
1941年3月22日的《申报》上,有一幅《日光节约第一天》的漫画,配图的文字说明写道:夫问妻:“怎样一早起来就打麻雀(麻将)了?!”妻答:“你不知道这是日光节约运动的第一天吗?”虽然只是一篇文艺作品,语意之中不乏戏谑“日光节约”运动在上海连年推行。
在李玉看来,1940年开始推行的这项作息制度,其经济效应虽然并不明显,却不失行政功用与文化意义。但此制给民众带来的困扰也很明显,有些行业甚至未蒙其利,实受其害。
所谓“日光节约”运动,就是实行夏令时制(daylight saving time),是一种人为拨快或拨慢地方计时钟表的制度,以调整民众作息安排。“这种制度旨在利用光照,期收节约能源之效。”李玉说。
那么,“日光节约”何时传入中国,推行情况又如何?李玉研究发现,民国时期的“日光节约”运动早在1919年就已试行过,但时间并不长。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后,南京国民政府规定自1935年5月1日恢复实行“夏令时”,但抗战爆发后,此制废弃。
1940年5月,公共租界工部局又重新开始在上海得到推广,包括海关、电话等许多部门均表示遵照执行。但也有部门表示疑虑,如汇丰银行也是这一制度的反对者之一,“其理由为上海时间改变以后,将与香港时间相差,港沪之股票汇兑行情报告,势必不便。”
在李玉看来,一项作息制度的意义投射是多方面的。经济层面上,“日光节约”的发动者希望国人充分利用阳光,以减少电力等能源消耗,从而达到“增加工作力量”,发展经济的目的;在社会生活层面,希望民众纠正不良作息规律,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在文化层面,希望国人借此树立远大志向,励精图治,奋发有劲,以拯救民族危难。
但这一运动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首先,其起止时间屡有变化,缺少规范;其次,部分行业的生产与经营因该制的推行而受到较大影响,尤其是贫苦阶层的生活未蒙其利,实受其害。
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张瑞德
侍从室与国民政府的情报工作
记者 杨晨
张瑞德。
1933年,蒋介石为军事需要,曾经成立一个秘密情报机构——侍从室。该机构先后设立警卫、秘书、调查及记录、总务等管理组,其建立的一套情报监管体制一直延续至战后的台湾,并长期扮演着重要角色。
那么,侍从室是如何运作从而取得情报?其在监察工作中又有哪些“硬伤”?
“侍从室当时以极为精简的人力,处理各方送呈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资料,这有利于蒋介石及相关机构参考。”在张德瑞看来,如战前及抗战初期,侍从室根据各方情报所做的分析与建议,帮助蒋介石全盘掌握了川局情况,并最终令该局成功运作。
而对于情报处理的定义,各家说法不一。张德瑞认为,其主要的过程可以分为获悉、分析与运用。对于各方举报的材料,侍从室会进行适当的追踪查核,整编成有用的情报,弥补了正式情报机构的不足。侍从室每日收到的情报资料,数量众多,以1944年度为例,共收到近2万件情报,来源包括军统、中统、技术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所、前方部队等情报机关。
“不论情报的取得、分析与运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稍有失误,极可能前功尽弃。”张德瑞说,如西安事变及珍珠港事件前的情报系统失灵,未能事先产生预警作用,导致没有制定相关的应急预案。
由于不重视各情报机关的反情报能力,以致侍从室泄密情况严重。张瑞德考证发现,这个“硬伤”始终未能改善的原因在于侍从室没有实质有效的管理考核。
此外,对于党政官员的贪污不法行为的调查,侍从室并没有正规司法机关的职权,所以对于调查结果并未能做进一步的处分,“其功能如同监察院,未能充分发挥,只能对机构及个人产生吓阻的作用。”张瑞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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