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与农民结成巩固的同盟

打土豪分田地和减租减息

具体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独立领导的土地改革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提出要“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组织有准备的农民暴动”。当时为了减少阻力，集中力量打击大中地主，没有将小地主的土地列入没收范围。但到了11月，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公有。这实际上是主张“土地国有”，农民只享有使用权。当时井冈山根据地也实行过没收一切土地进行分配的政策。1928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根据地第一个土地法，它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农民分配土地的神圣权利，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对推动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中央一系列过“左”政策的影响，加上缺乏长期实践的经验，这个土地法也不免存在着一些原则性错误。如它规定没收一切土地，所有权归政府，使用权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禁止土地买卖。

1928年7月召开的六大，是中共在土地政策上的一个转折点。会议决定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并特别强调了正确对待富农的问题，认为目前的“主要敌人是豪绅地主”，“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这些都是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因而极大推动了农村土地革命，各地很快就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但六大仍然规定“土地国有”，“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用”，农民只有使用权。这一规定显然是无法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的。

针对这一问题，苏区中央局1931年2月8日发出通告指出：农民“热烈地起来参加土地革命，他们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因此“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才能增强他们对于土地革命和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的热烈情绪”。2月27日，毛泽东也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写了一封信，明确提出：“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们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种，这种情况是很不好的。省委应该通令各地各级政府，要各地各级政府命令布告催促农民耕田，在命令上要说明过去分好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的）即算安定得田的人，即由他对所新分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3月15日发布文告正式宣布：“土地一经分定，土地使用权、所有权统统归农民。”这就纠正了过去不切实际的“土地国有”口号，有利于土地革命的推行。

经过三年多的土地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即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这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为根据地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持。当时有人即曾分析：“群众的阶级观念比较强，痛恨地主阶级国民党军阀到了极点，同时能够受指挥。群众对党的信仰非常好??打死了自己的家属收埋，被白匪烧了的房子，亦有很多，不但不怪红军苏维埃共产党，而且很痛心的怀恨反动派，对党信仰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在斗争中得到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政治上得着解放。”［ ］刘少奇后来也说：“中央苏区过去只有二百多万人口，几个县的土地改革搞彻底了，支持了多年的战争，抵住了蒋介石。”［ ］而毛泽东更深刻阐明：“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

但由于王明“左”倾路线在六届四中全会的上台，土地革命政策又出现了波折。1931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致信苏区中央局提出：“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消灭，绝对不能分田和租田给他及其家属。凡是富农的土地都须没收，只有在他们自己耕种的条件下，才分坏田给他们。”这种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企图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和不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的做法，把他们中的许多人逼上绝路或公开投靠敌人。同时，这一时期的土地革命还侵犯了中农利益，严重危害了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取得的土地革命成果也随之荡然无存。

第二个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七七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取代阶级矛盾而居于首要地位。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抗日，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转而实行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的土地政策，即减租减息。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一方面要求地主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调动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农民在减租减息之后交租交息，照顾地主的利益，争取和团结地主站在抗日一边。

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普遍推行了广泛、深入的减租减息，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第一，实现了土地制度的初步改革，引起了农村土地占有状况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据北岳区、太行区、晋绥区、盐阜区、滨海区五个地区的调查，减租后地主户数比减租前减少三分之一，土地减少40%~70%，平均减少54.25%；富农户数下降7%，土地减少16.7%；中农户数增加33.8%，土地增长44%；贫农户数减少五分之一，土地增加18.4%；雇农减少50%。［ ］这些变化说明抗日根据地内封建土地制度被削弱，农民个体经济得到了发展。第二，调动了各阶层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是保证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解放区在经济上坚持抗战的基础”［ ］。第三，发动和组织了农民，打破了地主的专制统治，建立了贫、雇、中农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根本改变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培养了大批扎根于群众的农村基层干部，使“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并为根本改造农村基层政权创造了条件。第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援了持久的抗日战争。减租减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青壮年农民参军积极性空前高涨，“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成为根据地的普遍现象。许多地区的扩军计划一再被超过，源源不断地向八路军、新四军输送大批有阶级觉悟的战士。在抗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过几万人，而到抗战胜利时则已发展到131万人，另有268万民兵。第五，减租减息政策的施行，为后来彻底地消灭封建土地制度、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丰富经验，创造了有利的历史前提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