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

不问家庭出身只看现实表现

对于这个前所未有的党建难题，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开始曾经试图从组织建设上找到解决的办法，特别是强调家庭出身，排斥知识分子。当时，大革命的失败一度被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认为这跟“整个的党的指导机关差不多完全操在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手里”有关，而“这些是党的机会主义的组织上的根基”，必须加以改造。于是，中共中央在1927年9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改造党的设想：“智识分子在目前整个的革命潮流中或者完全消极，或者公开叛变，放出消灭C.P.的理论，这自然是革命发展的结果，也是与机会主义有关系的。我们相信革命继续发展下去，还有许多智识分子都有这个危险，现在我们党只有坚决的严厉的执行党的纪律，一下决心重新造党。”同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指出：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主要缺点，“就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将自己在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这是党内机会主义的“策源地”。所以，“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之干部”，“使指导干部工人化”。

基于这种认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在组织建设上的主要思路是千方百计吸收产业工人入党，主张通过党内无产阶级成分的增加来纯洁党的组织，确保党的性质，增强党的战斗力。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党组织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吸收新的工农兵士革命分子入党，这里头并不包含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更是突出强调必须把党的建设中心放在大城市和重要产业区，认为“只有在这些工人中心，才能建立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与此相关，六大还过分强调与会代表和中央委员会中的工人成分。斯大林当时曾批评说，中国共产党还是张国焘、瞿秋白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应该更多地选拔工人到中央机关工作。这种意见反映到六大选举上，便是在选出的3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出身的占到21人。此后，1929年的六届二中全会也提出：“改善党的质量的主要条件在成分”，“自八七会议以后，对于引进工人积极分子到党的指导机关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又号召：“中共的中心组织任务是：要最大限度和最大速度的发展党的无产阶级成分。”

六届四中全会后，这种“唯成分论”更是进一步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31年3月5日，中央关于发展的党的组织决议案指出，目前整个党的组织发展处于一种畸形状态，全国党员数目约在12万人以上，但大多数处在农村，中心城市特别是在重要企业中，党员数量仍然异常薄弱，真正产业工人出身的党员全国不过2000人。在这种情况下，党很难领导正在成熟着的革命斗争，因此应把党的建设的工作重心转到城市工业中去，加紧吸收产业工人入党，开展大规模征收党员运动，“要在产业支部中发展革命竞赛，在本年五卅时，各级党部要举行发展组织的总检阅，务必在这个期间，党的无产阶级成分要发展到百分之十以上”，“在检阅工作时，要把党员数量上的发展与建立产业支部，吸收工人入党一事当作工作成绩主要标准之一”。显而易见，这种过分强调工人出身的做法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也是严重脱离实际的。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最大考验其实是如何在农村中建党，而那种“城市中心论”和“干部工人化”的解决方案显然偏离和忽视了这一主题，不仅没有注意到广大农民的力量，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针对这种倾向，毛泽东早在1929年就说：“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言词中对“城市中心论”和“干部工人化”的不同意见是十分明显的。1930年，他又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将入党资格规定为五项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个规定具体、简洁、明了,同时对党员的社会出身不作限制，只看其现实表现。这实际上是向广大农民敞开了大门，保证党员队伍能够在严酷环境下获得较大的发展。

然而，由于毛泽东此时人微言轻，他这种正确主张并未成为全党的共识，以至于当时“普遍的只讲成分，不讲工作，只要是出身坏，不管他有怎样长久的斗争历史，过去与现在怎样正确执行党与苏维埃的路线政策，一律叫做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去了事”。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到了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决议还说：“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农民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减低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位”，“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这一决策的实施，使中共党员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4万余人，迅速发展到1940年底的80多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了全国性的大党。

1945年4月，毛泽东又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谈到“出身”和“入党”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里当然还有别的成分，有别的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动要变成无产阶级的。”这种提法进一步打破了“唯成分论”的束缚，为党的发展壮大和成功夺取全国政权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