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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读本》连载

八、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

谢春涛 主编

2014年09月15日15:2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严格的民主集中制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壮大、成功夺取全国政权,除了在组织建设上打破了“唯成分论”的束缚和“重视从思想上建党”之外,制度建设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民主集中制的严格执行,更是从制度上保证了党的政治领导的正确,保证了全体党员和干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因而保证了1949年全国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尽管没有使用“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但陈独秀在提交大会讨论的一个党纲时曾指出:“共产党应该是民主集权制。”[ ]后来,一大也规定“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而所谓苏维埃管理制度,就是鲜明体现民主集中制思想的组织形式。由此可见,刚刚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对苏俄的民主集中制是有所了解的。此后,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三大、四大的《党章修正案》等重要文件,依然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但都贯穿了其精神。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1927年6月1日对党章又做了一次修正,在这个党章中明确声明:“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并对此做出了许多具体规定。这是党第一次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并把它写进党章。

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尚处在幼年时期,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还不够成熟,而且在组织上也不成熟。这主要表现在党内缺乏正常的民主与集中,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风气盛行。1928年10月,中共六大便指出:“整个党的组织带有家长制的习气。??党内生活只有家长式的命令和机械式的服从,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批评精神和集体的讨论,也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和训练。”与此同时,“一方面家长制的习气尚未洗除,一方面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又已发生,下级对上级不信任,甚至有以个人意气在下级鼓动反上级的现象”。11月,周恩来在起草《告全体同志书》时也批评了这两种错误倾向,他指出:“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内生活。及到改造党的时候,许多地方走向极端民主化的方向”,“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毫无疑问,这些现象的存在,“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从而使革命事业遭到惨痛损失。

针对上述倾向,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他指出了目前在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要是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的表现,是“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非组织观点的表现,则是“少数不服从多数”和“非组织的批评”。古田会议决议不但明确肯定了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而且比较全面地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容,批评了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各种错误倾向,并在分析其危害和根源的基础上提出了纠正办法。

1935年遵义会议后,随着党的逐渐巩固和成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不断趋于深化。而且在抗战时期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特别强调党内民主。对此,毛泽东曾经做过解释:“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他还说:“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这一时期,刘少奇也积极倡导党内民主。他一再指出:“不只破坏集中制原则的人是违犯纪律,破坏民主原则的人也是违犯纪律”,“没有真正的民主,也就没有真正的集中,一切同志的意见和权利不被尊重,一切好的意见不被采纳,自然就不能集中全党的力量,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去战斗”。

到1945年七大召开,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系统论述了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组织、党的领导和政权建设中的重要地位,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要求和规范,特别强调必须坚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从而确立了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少数与多数、下级与上级、全党与中央、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系列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对民主集中制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表明党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已臻于成熟。而正是在这一制度保障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形势错综复杂、革命任务异常艰巨的情况下,始终保持了全党的团结统一和正常的党内生活,充分发挥了各方面的积极主动性,领导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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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赵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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