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

重视从思想上建党

从理论上来说，尽管“唯成分论”是错误的，但中国革命长期处于农村武装斗争的环境中，大量非无产阶级分子尤其是农民的加入在有效扩大了党的队伍的同时，确实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农民阶级深受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影响，“地方主义、个人主义、宗族关系、迷信、不能集中等天生的弱点很多”。这种小生产者的自私性、保守性和散漫性，无疑极大地妨碍了其革命力量的发挥。对此，毛泽东曾表示：“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 ］

这一问题突出表现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刚开辟的农村根据地中。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列举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存在的许多问题，如地方主义、土客籍问题、投机分子的反水等。他还分析说：“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庭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由此，他敏锐觉察到：“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到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的红四军达到8000人，有党员1329人，占红军主力人数的16.6%。在党员中，工人311人，占23.4%；农民626人，占47.1%；小商人106人，占8%；学生192人，占14.5%；其他95人，占7%；合计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百分之七十几。由于战事频繁，政治思想工作没有跟上，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和旧军队作风逐渐在红四军中蔓延开来，严重妨碍了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削弱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鉴于此，毛泽东在1929年12月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上，创造性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重要原则。他在古田决议中首先分析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危害及其产生原因：“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接着，毛泽东又详细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并分别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纠正办法，贯穿在这些办法中的主线就是思想教育。决议将党内思想教育问题列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并指出：“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大任务之一。”为此，必须对党员进行坚持不懈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无产阶级意识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素养和政治觉悟，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实现党员的无产阶级化。这种以党内教育为主要形式，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新思路，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独创贡献。实践证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途径，从根本上解决了在长期处于农村环境、党员以农民为主的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当然，由于此时毛泽东的影响范围还不大，他提出的“从思想上建党”这一主张未能立即被全党贯彻执行，整个党的指导机关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大城市之中。另外，毛泽东当时也不可能对这种经验和实践做出系统的理论总结，这一工作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完成的。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的重要性。为保证这一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创造了在全党范围内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使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更加完备、成熟。

1944年，周恩来曾回忆说：“1940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而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并确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原则、方针和方法，从而保证了广大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从思想上入党，保证了它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始终坚持和维护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