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以崭新姿态登上国际舞台

一边倒与中苏结盟

尽管在意识形态方面苏联方面更接近中国共产党，1945年抗战胜利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还是与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这自然给中共造成了很大危机感并努力解决这一危机。

但形势比人强。国共双方内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即1947年形势便朝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方向发展。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在部署大军转入全国进攻后，就开始考虑革命胜利后有关建国的诸多事情。这自然而然地涉及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要取得同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理解与支持，同时向苏联学习建国经验。基于此，毛泽东提出了访苏要求。

然而，此后到1949年初，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数次提出访苏的计划和要求，几乎都是在即将动身的那一刻，一次次被斯大林婉言拒绝。拒绝的理由：为了毛泽东的安全着想；中国革命需要毛泽东留在国内；为了不给美、英等国以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代理人的口实；苏联国内领导人全部出动进行粮食征购，不方便接待毛泽东等等；不一而足。其实，这些借口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斯大林对中国内战局势的判断错误，他怀疑中国共产党能否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鉴于斯大林拒绝毛泽东访苏，在建国前夕的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受中央委托秘密访苏，就一些重大问题听取斯大林的意见，同时再次转达了毛泽东准备访苏的意向。在此期间的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中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的问题。”“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是：“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 ］很显然，中国要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一边。

面对中国大局已定、革命胜利在望的前景，面对毛泽东“一边倒”的真诚表态，与刘少奇的会谈中，斯大林在对邀请毛泽东来苏联访问答应得很痛快。他高度赞扬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在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对他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妥协的错误，主动作自我批评。他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斯大林还告诉刘少奇，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0月2日，苏联政府发来照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一个诺言，这对新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支持。毛泽东十分高兴。11月上旬，斯大林又履行了自己的另一个诺言——尽管很长时间内没有兑现——邀请毛泽东访苏。事情终于定下来了。

毛泽东访苏是有备而去的。一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并备了“薄礼”。其中包括一些蔬菜和水果：胶东和济南产的白菜、莱阳梨、大葱，北京鸭梨、雪梨、天津和山东萝卜，北京绿皮圆形红心萝卜、江西小金橘等。这恐怕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外交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二是就两党两国所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并签署两国间有关条约和协定。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去莫斯科的列车，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到国外访问。几天前，公安部刚刚侦破一起国民党特务刺探毛泽东访苏情报的案件。这着实让公安部门出了把冷汗，也让人为毛泽东的第一次出国访问担心。但毛泽东的性格，只要是他想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成，访苏是他早就想做的事，他不会因为这点小插曲就中断行程。

经过十天的旅行，12月16日中午12点，专列抵达莫斯科。当晚6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同斯大林见面。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大人物，又各自领导着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两人的见面，无疑具有世界影响。两人一见面，就热烈拥抱起来。两人的拥抱，开启了中苏两国的“蜜月”时代。斯大林毫不掩饰地称赞毛泽东，说毛泽东比他想象中的更年轻，更健壮；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寒暄过后，中苏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第一次会谈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希望苏联废除1945年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消苏联在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等方面一切在华的特殊权益，与新中国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体现完全平等的条约。但斯大林却指出，1945年条约的签订，是取得了美、英同意的，对这个条约的任何改变都会给美、英两国以攻击苏联的口实。会谈陷入僵局。而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废除旧条约，恰恰是毛泽东来苏联的一个主要目的。目的难以达成，毛泽东想到了长于谈判的周恩来。他用试探的口气问斯大林：为了解决条约问题，是否需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没料到，斯大林非常圆滑地说：这个问题应由你们自己决定。或许，其他事情需要周恩来。这样，会谈就暂告一段落。

12月21日，毛泽东应邀出席了苏联庆祝斯大林70寿辰大会，在形式上受到高规格的接待。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当毛泽东再次询问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说：“政府主席现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还是认为周恩来不来莫斯科为宜”。这表明斯大林仍然不愿意与新中国另订新条约。

12月下旬，东欧等国代表团在斯大林寿辰庆祝活动结束后纷纷回国，唯独毛泽东留了下来。斯大林几乎每天都让人打电话来询问毛泽东的饮食起居，却始终不谈签约的事，也不同毛泽东见面。这使毛泽东大为不满。他对来看望他的苏方人员说，你们要保持同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

然而事情却突然有了转机。在国际上，缅甸、印度及英国等国准备承认或同新中国建交，中国“朋友”越来越多的新动向促使斯大林认真考虑毛泽东提出的要求；同时，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这一谣传搞得苏联方面很被动。斯大林终于沉下心来，考虑与中国签订新条约问题，并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这时已是1950年1月初了。1月2日晚，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苏联方面的情况，并明确提出周恩来“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

1950年1月23日，来莫斯科后的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同斯大林举行会谈，这也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后第三次与斯大林会谈。斯大林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他首先提出，必须对涉及中苏关系的现有的条约和协定进行修改，尽管我们曾经认为还是保留好。斯大林说，修改的原因在于旧条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败降，形势发生了变化，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就成为过时的东西了。斯大林原来说的政府主席和内阁总理都来莫斯科对外观感不好，现在也不是问题了。斯大林对旧条约中的一些不平等条款，也一改以前回避的态度，指出要废除或修改。其坦率的举动，实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斯大林有了这样的态度，会谈进展得非常顺利。毛泽东在给国内刘少奇的通报中就说“工作是颇为顺利的”。为了使新条约区别旧条约，中方提议可在原来基础上加上“互助”二字，苏方也接受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终达成。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签字完毕后，当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行答谢宴会。斯大林是从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出席宴会的，但出于对毛泽东等中国贵宾的尊重，他这一次破例率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应邀出席这次盛宴。当斯大林步入宴会厅，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拥抱时，整个大厅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这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也实现了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战略。

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为即将回国的毛泽东饯行。次日，毛泽东登上回国的专列。《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是毛泽东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少有的经历。对于签订条约，毛泽东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当然，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方针，并不是盲目地、无原则地倒向苏联，而是以外交关系上互相尊重、平等和独立自主为前提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指出：“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随着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也随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外交原则贯彻到与各国的交往关系中，“一边倒”外交逐渐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