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以崭新姿态登上国际舞台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一百多年间，无论是晚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与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根本无平等外交之言，正如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所说：“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 ］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开始站立起来，独立自主办外交。随着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并与之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至1949年底，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除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因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决议的影响推迟与中国建交，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于1950年1月18日同中国建交外），分别都与中国建立了新型的平等外交关系。这是对新中国的巨大支持。

按照一般国际惯例，只要两国政府互致承认电文，就是建立外交关系的开始。但新中国面对的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国民党集团在美国支持下，还盘踞着台湾和霸占着联合国内的中国席位。因此，外国同中国建交要遵循几条原则：一、必须同台湾的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三、通过谈判证实它尊重中国主权的诚意，并将该国管辖地区内属于中国的财产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不存在问题，对其他国家就需要通过谈判来加以确定。因此，195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回国途中，当谈到最近有十多个国家先后承认新中国时，就指出：“要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首先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然后才能谈判到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按照这一原则，1950年前后，许多非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积极谋求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缅两国一衣带水，两国人民的“胞波”（兄弟）友谊源远流长。1949年12月，缅甸华商商会等48个团体联合发表热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通电，称：许多年来，缅甸侨胞就一直期望着一个独立、自由、幸福、强盛的新祖国的诞生。现在，我们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来到了。鉴于国内及缅甸的形势，前国民党政府驻缅甸大使涂允檀率大使馆全体馆员也电呈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表示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这对于推动缅甸与新中国建交起了一定作用。1949年12月16日，缅甸外长伊?蒙电告周恩来，称缅甸联邦政府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缅甸联邦政府期望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交换使节。同时还表示，缅甸政府愿意解除逃入缅甸的国民党军队的武装，解决中缅边境居民之间的冲突，保障在缅甸华侨的权益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时，国民党残余部队一部分逃入缅甸。对此，1949年11月，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不管战败了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逃到什么地方，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都保有权利过问这一事实，而容留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的任何国家的政府必须对此事实负责，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缅甸外长的谈话，是对中国政府这一声明的回应。12月18日和21日，周恩来复电表示：在缅甸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关系之后，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两国外交关系。28日，缅甸政府宣布同中国国民党集团断绝关系，并派原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吴辟以临时代办身份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1950年4月26日，吴辟到达北京，随即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进行谈判。由于缅方接受中方的建交原则，谈判顺利结束，双方商定6月8日建交。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表示了十分友好的感情。抗战期间曾偕医疗队来解放区服务的印度医生艾德尔（安德华），电贺毛泽东主席，称：你的光荣胜利，不仅要改变中国的面目，连整个世界的面目都要改变。印度西孟加拉邦职工大会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庆祝新中国的成立，要求印度国大党政府承认新中国。

但印度政府却在犹豫中。印度政府犹豫的原因，一是看到国民党政府迁都广州，虽已失败，但较量尚未结束。二是内部意见分歧。当时印度驻前国民党政府大使潘尼迦向尼赫鲁建议早日承认新中国，但一部分人主张暂缓时日，他们对新中国还抱有疑虑和不满。当时上海一家杂志批评尼赫鲁，说他“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叛徒，是破坏人民解放运动紧张的恶棍，是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另外，毛泽东与印度共产党总书记Ｂ. Ｔ. 兰那地夫（Ranadive）等人的往来通电，也引起他们的不满。1949年10月12日，兰那地夫致电毛泽东，祝贺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指出：“我愿向你并经由你向中国人民保证：奉行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而且仍然继续承认破产了的国民党政府的尼赫鲁政府，并不代表印度人民的愿望和意志。绝大多数的印度人民拥护对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印度社会共和党领袖萨拉?博斯也电贺毛泽东称：“我在1945年9月就曾预言蒋介石不久就会倒台，你将当政为中国的领袖，这使我今天感到欣快。我希望你将巩固中国与印度之间外交的和其他的关系，以对付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并使一切亚洲国家解脱外国的枷锁。”11月19日，毛泽东复电两人，在给兰那地夫的电报中，毛泽东指出：“印度人民是亚洲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民族之一，它的过去的命运和将来的道路和中国有许多类似之点。我确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和一切印度爱国者团结奋斗，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绊羁之下。自由的印度将有一天要与自由的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而出现于世界，这一天将要终结人类历史上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时代。”［ ］毛泽东电报中的提法使一些印度领导人感到不快。然而，作为政治家的尼赫鲁本人却认为不值得小题大做。他承认“中国政府是强固的”。他说：“不管我喜欢与否，不管它的结构和我们相同与否，我们都将承认它。”

经过争论，在尼赫鲁的推动下，最终还是主张早日承认新中国的一派占了上风。1949年12月30日，印度宣布与蒋介石政府断绝一切关系，承认新中国。1950年3月，尼赫鲁针对这一问题说：“这不是一个赞成或不赞成的问题。这是一个对一项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承认、鉴别和对待的问题。”

1950年2月13日，印度政府派出的代表雁谒森到达北京，中印两国就正式建交问题开始谈判，并迅速商定于4月1日建交。这样，印度虽是继缅甸之后第二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由于谈判代表先抵北京，诸事顺利，却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在欧洲，北欧的瑞典、丹麦、芬兰和中欧的瑞士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其政策与美国有很大不同，他们主张或倾向和平中立政策，不愿卷入大国纷争，重视对东方的进出口贸易，认为同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关系符合它们自身的利益。根据这一实际，周恩来指出：我们跟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可以根据这两条，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1950年1月14日，瑞典外交大臣奥斯丁?恩顿电告周恩来，决定承认新中国并任命留在上海的伊凡?高罗士为临时代办，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2月8日，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复电恩顿表示接受。谈判从3月9日开始，5月6日结束，双方确定9日同时宣布建交。由于瑞典政府迅速接受了中方的建交原则，这样，瑞典就超过首先承认中国的英国、挪威、丹麦和芬兰，成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国家。中国首任驻瑞典大使耿飙呈递给瑞典国王的国书，除了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外长的签名外，还盖有国玺、国印印记。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批国书的特别之处。6月12日，毛泽东在接受瑞典首任驻华大使阿马斯顿递交国书时对两国建交高度评价说：“中瑞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已经存在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巩固，而且将有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

在与瑞典建交谈判的同时，中国与丹麦的谈判也在进行中。两国谈判也于3月9日开始，5月8日结束。两国决定宣布5月11日建交并互派使节。

1949年6月，美国曾向瑞士政府发出“过早地承认亚洲的一个共产党政权是不适宜的”警告。但瑞士政府为了体现其中立国的姿态，同时取得中国这一大市场，并“估计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将持续较长时间，因此早承认比晚承认好”。基于此，瑞士加快了与中国建交的步伐。经过谈判，1950年9月14日，两国同时发表了建交消息。

当然，也有的国家同新中国建交，并未经过谈判程序。1950年1月11日，印尼联邦共和国总理兼外长穆罕默德?哈达函告周恩来，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已经成立。3月28日，周恩来复函哈达，表示中国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与印尼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4月13日，哈达电告周恩来，印尼政府诚恳地同意中国政府关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意见，并欢迎互换外交使节。由于印度尼西亚是新独立国家，同国民党集团没有外交关系，无须经过谈判程序，中国同印尼遂于4月13日建交。1950年1月13日，芬兰外长恩开尔电告周恩来：“芬兰于当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对中国的前途致以最诚挚的祝愿。”1月16日，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和感谢。同样，由于芬兰同国民党集团没有外交关系，又没有参加联合国，不存在在联合国对中国席位如何表态的问题，所以也没有经过谈判程序，只是由双方驻苏使节共同商定在1950年10月28日建交。

总之，经过谈判，在1950年一年中，先后有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瑞典、丹麦、芬兰和瑞士等7个非社会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并与中国建立新型的平等外交关系，中国结束了“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屈辱历史。这正如毛泽东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曾庄严宣告的那样：“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