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春涛 主编
几代人的工业化梦想
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和魏源为代表的一些开明士大夫开始把目光投向国外,他们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为己用。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首先看到了西方船坚炮利,主张学习西方,“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其坚”。魏源在其所著的《海国图志》当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号召,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聘请外国技术人员,要求中国能够独立设厂制造枪炮、军舰,认为只有善于学习外夷才能制服外夷,把学习西方的“长技”提高到关系国计民生的高度。
1859年,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洪仁向天王洪秀全呈递了他关于改革内政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资政新篇》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在中国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洪仁提出要“因时制宜,审势而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并提出了具体措施:发展交通运输业;发展手工业;兴办银行;准许商业买卖;发展采矿、邮政业;奖励技术发明,保护专利,等等。其基本的精神是,具体的工业化应该交给民间的商人和能工巧匠自己去做,国家可以提倡和鼓励,用政治权力保护私人企业的经济权益和技术专利,并用税收的办法予以调节,但不必插手。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为了改变内忧外困的局面,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的统治。前期洋务派打出了“自强”的旗号,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比较重要的有曾国藩创设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开办的福州船政局和崇厚经营的天津机器制造局等。后期洋务派为了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洋务派又打出了“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规模较大的有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和在天津设立的开平煤矿、张之洞在湖北设立的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等。洋务派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希望在不变更清朝专制统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也并没有实现其“自强”“求富”的目标,历史证明,在他们统治下中国不可能实现工业化。
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变本加厉的侵略,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一些有识之士为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而奔走不已。19世纪90年代,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了更为彻底的学习西方的思想,提出了自己鲜明的国家工业化的思想。康有为明确把国家的大工业看作富国强兵的首要问题,要求鼓励资本家建大工厂以兴实业;梁启超进一步阐释了大工业的重要性,认为国家的强弱不在于大小而在于物质生产力;严复提出了农工于国并重的观点,冲破了“崇本抑末”的传统观点。他们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以挽救民族危亡,主张振兴实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而且政治上主张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维新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爱国运动,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维新维持 了百日即告失败,维新派企图通过清政府利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最后还是失败了。
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认识到,要想实现中国的独立自强就必须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终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在其所著的《实业计划》当中有充分的体现。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上,孙中山先生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即“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也就是个人经营与国家经营相结合。孙中山特别注重推进工业化过程当中的协调性问题,他认为“欲谋实业之发达者,非谋其一端可成效也,必以万端齐发,始能成效”。孙中山还特别强调利用外资,主张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国的资金,也就是说“要想实业发达,非门户开放主义不可”[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工业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实业计划》的提出,标志着近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在本世纪初已基本形成”。
但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因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而失去实现的物质、制度保障。随后而来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政局动荡、战乱不断,中国工业发展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但无心插柳柳成荫。北洋军阀放任的经济政策再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反而使得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在此间得到较快发展。
北洋军阀覆灭后,蒋介石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有选择地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先后颁布施行了一系列工业化政策和措施。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指出:“各县天然富源与大规模之实业,本县资力不能发展与兴办者,当由中央政府为之协助,而其所获之纯利,中央与地方各占其半。”1930年3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最近建设方针决议案》,对国家的工业建设做出了进一步规定:(一)煤铁油铜矿之未开发者,均归国家经营。政府得照总理所规定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在一定范围内,准外人投资或合资创办。其他特种矿之采取,应照总理所定准租与私人立约办理。(二)中国之普通工业,在政府之提倡农业增加原料减轻原料之价格及政府施保护税则范围内,准其自由发展。(三)中国之特种工业,在总理实业计划内所规定应新创设之厂,均由政府计划办理,并得借用外资及人员。(四) 政府应在两年内筹设(1)大规模之制铁炼钢工厂;(2) 造船厂;(3) 电机制造厂,得借外资兴办。(五) 党员应竭力扶助及提倡工业农业之发展,并协助政府禁止一切破坏工业之非法行为。1931年5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工业建设程序案指出:“水利电气及钢铁酸碱煤糖煤油汽车等项基本工业,应由国民政府积极兴办,其余由私人投资兴办者,政府应奖励并予以切实保障。”[ ]通过一系列措施,国民政府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了1927—1937年的快速发展。1936年国民生产总值达250多亿元,棉花总产量达到80多万吨,粮食总产量1.5亿吨,均达到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最高水平。财政收支平衡而且略有结余,这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是罕见的。但是好景不长,国民政府统治后期官僚资本残酷压榨国民,完全背离了中国工业化发展之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统治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毛泽东指出,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国民党党政以来的历史,“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的梦想,“一概幻灭了”。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 ]
1949 年 3月5日至13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报告,提出要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为先进的工业国。
新中国的成立,为实现工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以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起点和标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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