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敢闯敢试和“三个有利于”标准

邓小平在建设社会主义时特别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视野，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需要大批敢试敢闯的闯将，不敢闯、不敢试，很难过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10亿人口还有两亿多人饿肚子。危难之际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到任三个月时间多数是在安徽各地调研，发现安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有一些地方，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有的甚至一家人就一条裤子穿，十几岁的大姑娘没衣服穿。有的村庄常年多人结队外出要饭，成了远近闻名的穷村，看到这些，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万里多次流下眼泪。这些情况促使万里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多年了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他决定在安徽实行宽松的农业农村政策，推行安徽省委六条。为了度过大旱，他决定实行借田度荒政策，让老百姓对农田具有使用权。而在此前后，安徽部分地区的农民已经开始悄悄地在分田单干了，肥西县的小井村、凤阳县的小岗村等地农民因此获益，几年下来粮食就够吃了，以要饭闻名的小岗村民也不再外出了。甘肃等地的农民也在干着同样的事。安徽等地农民的做法受到了一些严厉批评，被人质疑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万里决定走自己的“独木桥”，批评他的人可以走“阳关道”。事实证明，万里和安徽等地农民的选择是对的，敢闯敢试占得先机，取得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虽然明确不准包田到户，但也提及要尊重农民的积极性。虽然经过不大不小的争论，邓小平也还支持了一把，农业改革毕竟率先取得了突破。从1982年的一号文件一直到1986年的一号文件，这五个一号文件都是在为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驾护航，不断清除改革开放路上的旧观念、旧框框。1984年农村粮食生产取得大丰收，全国粮食产量超过8000亿斤，农民吃饱问题基本解决。这是农村改革的硕果，也是改革勇气的硕果。

如果说农村改革取得突破遭遇阻力，其他方面的改革也是在冲破阻力的情况下取得成绩的。广东高要县一位农民叫陈志雄，第一年承包了几亩鱼塘，发了财。第二年承包几十亩鱼塘，由于人手不够，雇了几个帮工。由于效益好第三年承包了几百亩的鱼塘，这需要雇更多的人。但有的人就开始议论说，雇这么多人，是不是资本家、是不是剥削呀？安徽有个炒瓜子的年广久在1981年就雇用了12个人帮忙。1980年的中央75号文件明文规定不准雇工。但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陈志雄、年广久等无疑是循着利益最大化的规律在养鱼、炒瓜子，是敢试敢闯的典型。但人们的思想观念不够解放，加上受教育多年一贯宣扬的雇人就可能是剥削的理念作祟，对于这些新鲜事物和现象就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想法。有的研究者根据《资本论》里面的一段注释，提出了超过8个雇工就是剥削的标准，被百姓称之为“七上八下”，但这依然没有解决姓“社”姓“资”的质疑。

1979年我们对外开放迈出步伐，决定搞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1980年正式干起来。经济特区也是敢闯敢试的产物，也不知道怎么干，也只能是在干中学，所以采取市场取向的一些政策，搞“三来一补”，但在初期确实也出现了走私贩私、黄赌毒等现象。如何看待经济特区呢？有的认为经济特区在走资本主义，特区除了红旗还红外，其他都变成白的了。有的甚至将经济特区比作为上海的租界。这时的气氛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1984年初，邓小平到深圳等地视察，看到深圳建设生机勃勃，和有些人讲的不是一回事。回来后，为特区题了词，对经济特区给予了支持，并且给中央领导说，对外开放的政策不要收，要放。这才有了1984年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

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有个阶段借鉴农村改革成功经验，也搞起了承包制。河北的一位工人马胜利承包了石家庄造纸厂，当年实现了上级指定的利润指标，取得开门红，此后一发不可收拾，成为改革年代的标志性人物。即使如此，也有人问，承包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市场取向的方式，但遭到一些理论家的反对，说经济领域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土壤，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等等。一时间，个体户、私营企业主都不敢放开手脚，导致经济下滑。这些舆论来势汹汹，系统性很强，让一些人不敢干，什么事也干不成。

针对动不动就问姓“社”姓“资”的现象，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各类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以88岁高龄启程南下，行走5000多公里，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南方谈话，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还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此后，人们敢闯敢试，无论是在公有制形式上取得理论创新，还是在讨论改革能否继续等问题上都以“三个有利于”为标杆，从而取得许多重大突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重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