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在今 王凡
■“我们必须学会同他们共事”
在那冒险北上的轮船上，李济深写下一句题词——“同舟共济！”
同行者纷纷签上自己的名字。奔向政协的艰难旅程，使来自不同党派的人们结成了战友关系。
这新政协来得艰难，代表们不再计较谁是执政党，谁是参政党，就连罗隆基也不再坚持做反对派。代表就餐的餐厅摆满大圆桌，哪桌凑够八个人就开吃，不分党派，不分高低，有如圆桌会议。
这种平等的协商生活，让人觉得新鲜有趣，只是，柳亚子还有牢骚。
柳亚子的牢骚，其实不只是食无鱼行无车，而是参与协商的权力。民革中央确定的筹备委员6人名单，其中没有柳亚子。
柳亚子支持共产党的时候，那李济深还在清党反共，凭什么当民革主席？柳亚子受到毛泽东邀请的时候，那傅作义还在国民党战犯的名单上，凭什么并坐开会？
不光民主党派的左派有牢骚，有的共产党员也有看法。华东代表团传出一句怪话：“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政协会议的中国共产党党团专门召开内部会议，纠正关门主义。有的党员说了：什么民主党派，不过就是一根头发，拔了就拔了！毛泽东生气了：不是一根头发，是一把头发！周恩来痛批：你虽然是老革命，但现在不准别人革命，你就落后了！人家过去不革命但是现在革命了，人家就比你进步！
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期间就反复向党内的同志讲：“民主人士对于孤立蒋介石所起的作用很大，我们必须学会同他们共事。我们不能以为，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我们是主人，是我们请你们来开会的。”他还说：革命胜利后必须加强同党外各界民主人士的合作。
■毛泽东接过这厚厚的一册,掂掂分量,感叹:“这就是一部天书嘛！”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陈毅搬家了，搬出房间不够的六国饭店，给后来的政协代表腾房子。
住进陈毅房间的后来代表，正是不久之前还是反革命战犯的人物——傅作义。傅作义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为人民立了大功，理应受到尊重。
参加首届政协会议的范围越来越宽，开始划线是1948年响应五一口号的民主党派，戏称“第三方面”。后来又增添了“第四方面”——战场起义的国民党军政高官。政协代表的代表性越来越宽，毛泽东还在追问：有没有前清的翰林？有没有满族代表？
1948年秋,共产党与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商定,新政协由30个单位180人组成。后来,新政协增加代行全国人大职责,就需要扩大,以广泛代表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这样,新政协代表共分五类: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尽量照顾到各个方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共45个单位,正式代表585人,候补代表77人,总共662人。共产党、民革、民盟三个较大党派名额都是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662人中,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代表与无党派人士约占26%,各民主党派约占30%。若以党员总数计算代表比例,各民主党派的份额比共产党还高。
周恩来连夜把名单送到菊香书屋。毛泽东接过这厚厚的一册,掂掂分量,感叹:“这就是一部天书嘛！”
说来复杂的政治，其实也简单：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人多好协商啊。
■首届政协会议，要决定建立新中国的诸多重大事项，这就免不了争议
当时正是学习苏联的热潮，政治制度上也在学。那么，要不要照搬苏联的联邦制？代表们反复讨论，中国的民族聚居状况同苏联不一样，中国是小聚居大分散，不宜采用加盟共和国方式。于是协商决定，中国采用民族自治制度。
按照票决民主的规则，多数通过的议案即可生效。可程序总是有空子可钻，多数派可以搞强行通过，少数派可以搞拖延表决，拖得什么都搞不成。中国的首届政协会议，没有搞多数强行通过，总是充分尊重各种意见包括少数意见、个别意见。首届政协讨论的重大问题，从程序上，总是反复协商，达成共识后再付诸表决。国号问题，专门召集七十岁以上的委员讨论，因为这些老人对中华民国有感情。最后大家同意法学家张奚若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人补充建议，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加个括号：（简称中华民国）。这项建议当时没有引起重视，据说，毛泽东后来后悔了。
首届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决定新政府的组成，这样就有一个人事问题。人事问题，往往是政治争议的焦点——权力分配。
六国饭店的咖啡厅热闹起来，代表热议：Doctor罗和外国关系熟，可以当外交部长。罗隆基得意地叼着雪茄，不置可否。黄炎培躲到胡同里的家宅，不肯入阁。周恩来两次家访，力邀熟悉工商界的黄炎培出任副总理。另有个党派首领闹情绪了：民建可以出个副总理，我党为何只能当副部长？司徒美堂向后辈抡拐杖：孙总理让我们功成身退。
在首届政协代表中，中国共产党代表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工农代表稳居多数，可是，有的干部却不放心票决。毛泽东要求与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选举时一定要保证民主人士的票数，共产党少几票没关系。选举的结果是，在中央政府的组成人员中，民主党派成员占三分之一。
有文章不赞成这个比例分析：在这些民主党派成员中有些人是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其实，这些人大多是民主党派的创党成员，有的是后来秘密加入共产党。因此，在民主党派内部，始终将他们看作自己人。跨党现象，中国政界所在多有，国民党甚至搞过清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并未在民主党派中设立党组。
■协商民主，已成为中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首届政协完成了建国使命，有人主张，在普选成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政协就应消亡了。毛泽东却提出，政协作为党派协商的机构，应该长期存在。
中国出兵朝鲜，也曾进行各党派的秘密协商。李济深、蔡廷锴等坚决主张打，也有人顾虑美军的实力太强。最终，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领袖正式协商，发布联合宣言。“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这份黄钟大吕的宣言，由留美归来的罗隆基起草。
1954年全国普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与此同时，全国政协依然存在。有人建议实行两院制，以政协为上议院。这种设想虽然没有得到采用，但政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依然不可或缺。其时人大没有常委会，而政协的活动却经常进行。中国的党派政治关系，确定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凡属重大决策，必须事先经由各党派协商。这种决策方式，到改革开放的年代，逐步实现制度化。
这世间颇有些文化成果，像基因一样，贯穿历史，直抵未来。1949年建国时创立的国家政治体制，一直沿用至今；那时创造的政治运作方式，也被今人称为“协商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深深嵌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应该说，如今协商民主，已成为中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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