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襄盛举：协商民主发明的踪迹

1949年1月，已经来到解放区的沈钧儒（左二）、李济深（左三）、郭沫若（左五）等在沈阳观看秧歌表演。

政协会议召开期间，周恩来叫人特制一把可以抬人的藤椅，供年老行动不便的司徒美堂乘坐。

李济深记录其北上参加新政协经历的日记一页

协商民主，外国政坛听起来十分惊奇，在中国，却是愈行愈兴，而且正在走向制度化，成为世界上一种独特的政治文明形式。中国为何重视协商民主？这要从共和国的诞生说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之际，让我们回放历史的镜头，寻找协商民主发明的踪迹。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制定代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国号、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国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授权中央人民政府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闭幕次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来自“协商”。

■中国共产党举起的“政治协商”这面民主大旗，何以成了众望所归

这“协商”二字，其实是个共同发明。

1945年8月，漫长的14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全中国的老百姓殷切期盼和平，中国政坛的两大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开始谈判。与此同时，除原有的中国民主同盟外，重庆、上海、广州等地，又新建多个党派。一时间，召开党派会议，推动民主政治，成为舆论主流。开会总要有个名目，时称“政治会议”。政治会议召开时，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提出加上“协商”二字，颇得各方赞赏。于是，中国有了“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一个世界政治史上从来没有的机构，由中国人创新而生。

这个发明，又是中国各党派协商的成果。经过数十次会议，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改组政府、整编军队、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案。

政治协商给中国带来和平建国的希望，在全国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可是，执政党却反悔了。国民党舍不得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蒋介石在会后不久就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后于1947年取缔了中间党派民盟。

1948年5月1日，“国民大会”在南京闭幕，蒋介石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同日，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共产党正在战场上同国民党生死拼杀，喊出这些口号毫不奇怪。但是，这五一口号中有一条却十分新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只有青年党、国社党等个别党派参加，而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却响应了共产党。蒋介石的国民大会，尽管走着民主政治的程序，却没有民主政治的实质，就成了一出独角戏。这时，中国共产党再次举起政治协商这面民主大旗，就成了众望所归。

■“正式代表”与“候补代表”之争：从抱怨到心悦诚服

在会议代表的人选上，筹委会一组反复斟酌，全面考虑，函电往返，会见面谈，对相关人士做了大量的沟通工作，使一些对代表安排持异议的人，最终心悦诚服。这其中有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叶笃义，被筹委会安排为参加新政协的民盟代表单位的候补代表。他当时已经来到北平，住进了北京饭店，他得知自己被安排为候补代表后，心里老大的不高兴，向统战部表示了抱怨的情绪。

身为统战部长、筹委会一组组长的李维汉随即约叶笃义谈话，心平气和地对他做了解释。叶笃义被安排为候补代表，是出于他在民盟代表团中是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考虑。叶笃义听了心里还是不太服气，辩解说在其他代表团正式代表中还有比他更年轻、资历更浅的人。

李维汉耐心地说：各单位有各单位的标准，不能简单地横向比较。有一些人在这一单位可能是正式代表，若放在另一单位就可能是候补代表。他以中共单位的情况为例说，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秘书长齐燕铭也是候补代表，但要把他们两个人放在其他任何单位中，就不可能不是正式代表。

接着，李维汉又说：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的差别只在于表决权的问题，新政协会议的主要精神在于协商和反复讨论的过程，不论代表还是候补代表，都可以积极参与畅所欲言，而不在于最后的表决形式。听了李维汉的一番长谈，叶笃义感到他的态度诚恳，内心逐渐平静了下来。

就这样反反复复、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李维汉带领的一组，苦干了三个月，终于拿出了一份参加新政协第一届全国会议的单位和代表名单。参加新政协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单位45个，代表及候补代表662人。

■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两年后同为代表聚首怀仁堂

当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作为会议主席团成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代表刘梅村感到无比激动。同时他发现，他和一位他虽不熟悉，却早就知道的人，正坐在同一屋檐下，共同讨论着同一的议题。

这位他熟知却不熟悉的人，就是曾任国民党第71军军长的陈明仁将军。此刻的陈明仁作为特邀代表，也从湖南被邀请来北平参加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这让刘梅村的思想受到很大震动。

那还是在1947年夏季的东北战场上，陈明仁是国民党军队驻四平的守将，而刘梅村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四平城的尖兵。当时，刘梅村是“顽强冲杀连”的政治指导员，他带领自己的连队在5天内执行了5次主攻城池的任务。

也是在那次攻打四平的作战中，刘梅村身上多处负伤，最后因流血过多而失去了知觉。想不到两年之后，一度在战场上拼死厮杀的对手，竟然同聚怀仁堂，共商建国大计。

这小小的一个巧合，反映了人民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和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威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号召力和凝聚力；同时也显示了人民政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从战场上的拼死血战，到同坐桌旁和颜悦色交谈，刘梅村思想的弯子转得还不算艰难，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很快适应这样的变化。

据少数民族代表天宝回忆，即便是在新政协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之后，仍然有一些身为共产党人的代表，不太愿接触民主人士，对国民党起义将领更为反感，连吃饭也不愿意和这些人同坐一桌。

的确，那一时期有一些共产党人，甚至连一些民主人士，都对邀请国民党的爱国高级将领参加新政协会议都怀着抵触情绪。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双方都付出了血的代价，不是轻易就能淡化的。

因此，毛泽东在进京前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他还诙谐地批评了那些难以克服关门主义态度的人：“先对蔡廷锴吐口水，再同他握手，那是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握手，是孤家寡人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