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在港办汉奸报纸 报馆工人罢工反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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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纪念“八一三”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逐渐转向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侵华的战略和策略也作了一些调整，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诱降。12月18日，早已与日本暗中往来的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从重庆出走，叛国投敌。汪精卫集团在香港主办的《南华日报》《天演日报》《自由日报》竭力宣传失败主义、投降主义，是其叛国投敌的重要舆论阵地。30日，汪精卫在《南华日报》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31日，《南华日报》配合“艳电”发表社长林柏生撰写的社论《汪先生之重要建议》。随后，又陆续发表汪精卫的《举一个例》《说老实话》等文章。如此，汪精卫集团以《南华日报》为中心，《天演日报》《自由日报》为补充，围绕与日本亲善的“和平运动”同抗战派进行激烈论战。

汪精卫叛国投敌，激起香港同胞的无比愤慨。香港报贩公会决定“罢贩”，不再售卖《南华日报》《天演日报》等汉奸报纸。1939年1月初，香港民众几乎捣毁了位于荷里活道49号的南华日报馆。17日，参与起草汪精卫“艳电”的林柏生遇刺受伤，使香港汉奸大为恐慌。

南华、天演、自由三家报馆的印刷工人，“整日从事于排字与印刷之间，目之所染，目之所濡，每读电文，目耳指裂，深觉此种汉奸言论，何只祸国殃民？直欲陷我民族趋国亡灭种万劫不复之地而已。至是铲绝疾恶如仇之情绪，常现诸同人等之颜色”。他们的爱国热情迅速高涨，1939年8月13日，在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两周年的当天，《南华日报》《天演日报》共约60名印刷工人集体罢工离职，并向国民政府发出通电：

汪逆凭藉南华天演两日报，传播汉奸理论，实行危害祖国，全港报贩，激于义愤，拒绝定报。我全体工友六十余人，由八一三晚起，一致停工，脱离该报，实行将两汉奸报封闭。谨此呈报，敬候训示。

15日，《自由日报》部分印刷工人也参加了反汪罢工的行列。三报印刷工人罢工后，“虽然汉奸方面以八块钱港币一天的工资来引诱（以前一个月只有八块钱港币），结果还是一个也没有动摇”。奸逆们不得不高价雇用一些临时散工来维持报纸的出版。

反汪运动声势扩大

在三报工人反汪罢工行为的鼓舞下，香港各界纷纷开展反汪反投降运动。1939年8月28日，香港电影界戏剧界联合发表宣言，对汪派爪牙渗入香港电影界、戏剧界开展活动严加痛斥。9月1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通电全国，声讨汉奸报纸及报界败类。香港其他团体也纷纷集会，声讨汪逆。

为进一步扩大反汪和反投降运动，三报罢工工人还组织了反汪回国服务团。为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回国服务团在香港召开各界社团会议，到会的有香港洋务工会、余闲乐社、人力车夫互相社等团体代表和新闻记者。在回国前，服务团对团员进行了教育培训，学唱救亡歌曲。1940年初，回国服务团一行22人，肩背行囊，胸怀满腔热情，返回祖国，经广东、广西、贵州、四川诸省，行程数千里，于1940年3月27日抵达重庆。回国服务团采取向国民党军政官员献旗、参加各界为他们举办的欢迎会、召开各界座谈会、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形式，沿途开展反汪反投降宣传，扩大了国内反汪反投降运动的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