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拥抱到决裂——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二）

“三管齐下”的威逼

6月30日，张国焘离开两河口归返红四方面军总部——茂县。他路经下东门时，见了徐向前。

“会开得怎样？”徐向前关切地问。

张国焘不愿意多谈，只是说：“中央红军一路上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的情形差不多。”

徐向前不好多问，他一直被张国焘控制使用，处境非常尴尬。他用“用而不信”“孤掌难鸣”形容自己在四方面军的地位：

自从在鄂豫皖与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以来，我的心情一直不舒畅。张国焘对我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锋芒毕露，喜欢自作主张，许多重大问题，如内部肃反问题、军队干部升迁任免问题，等等，他们说了算，极少征求我的意见。特别是在川陕根据地，取消了原来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实行家长制统治，搞得很不正常。我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曲求全，凭党性坚持工作。

张国焘不是一个受得了委屈、耐得住性子、忍得住寂寞的人。他认为在两河口遭到了压制、孤立和围攻，这样的待遇与他在党内的资历、与他取得的成功、与他拥有的实力极不相称，他必须有高烈度反应。

很快，毛泽东和党中央从三个方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是中央派往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遭到抵制。

毛泽东曾与张国焘商量，鉴于红一方面军干部多、战士少和红四方面军干部少、文化低，红四方面军抽调部分部队补充一方面军，中央从中直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中抽调部分文化程度、领导水平较高的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职。

根据这一认识，中央抽调刘伯承、叶剑英、李维汉、李卓然、陈赓等军、师级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职，但是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限制，特别是李维汉和陈赓。

李维汉，党内公认统战工作的能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统战工作部部长长达16年。中央先是任命他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接着任命他担任红四方面军纵队政治部主任，均被张国焘直接挡回。

陈赓，由于原来在鄂豫皖苏区工作过，中央希望发挥他熟悉红四方面军的优点，将红一方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成立新的红军学校，派他去担任领导职务。

刚到杂谷脑，张国焘找上门来，问：“你在一、四方面军都干过，觉得哪个部队好些？”

陈赓正面回答：“依我看，两家各有优、缺点。一方面军打仗勇敢，群众纪律好，政治工作不错；四方面军打仗好，干部、战士的战斗作风也好，只是政治工作、群众纪律比较差。”

“你有什么资格谈政治工作？”张国焘猛不丁地一拍桌子，“你离开鄂豫皖到上海，就干了两件事，一是告我和中央分局的刁状，二是被捕入狱，然后被蒋介石释放。你给我交待清楚，蒋介石杀害了我党那么多同志，为什么单单释放你？我看你是国民党派来的侦探！”

陈赓曾经在1925年东征战役中救过蒋介石一条命，所以，在他被捕入狱后，蒋介石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公开释放他，以表示自己有恩必报，同时想以此影响中共的黄埔学生。陈赓出狱后，曾向组织汇报过此事，组织上进行了查实，证明陈赓没有问题。他后来在《我的自传》中写道：“在狱中凡四月，当局用尽威吓利诱（手段），我丝毫未为所动。因以黄埔关系，红军势大，当局幻想以我影响红军中之黄埔生，被释放。”

张国焘余怒未消，下令川陕省委对陈赓进行审查和处理。周恩来担心陈赓有危险，派人送信给他，令他立即回红一方面军。

二是红一、红四方面军相互尊重的气氛被恶意扭曲。

会师之前，毛泽东一再强调两军会合要搞好团结。为此，他甚至细到称呼上。杨尚昆与张国焘1928年在莫斯科相识，1931年回国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期间是上下级关系，在上海白区住在一起，对外以表兄弟相称进行掩护，两人关系很随便。毛泽东叮嘱杨尚昆：“不要总是国焘长国焘短的，要尊敬他，称他张主席。”

天下红军是一家，两个方面军中指战员在相互理解、尊重、支持和帮助方面做得都不错，但是也有一些添乱子的人。博古、凯丰等人对红四方面军有些作风看不惯，批评存在“军阀主义”“土匪作风”，这一点被张国焘利用。他召开干部会议，以弥合两军缝隙为借口，一面要求部下尊敬中央和中央红军，一面又公开披露博古等人对红四方面军的“指责”和“苛求”，不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还说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戴眼镜”“提饭盒”“坐轿子”，瞧不起红四方面军这些“老土”。这些言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传遍军中，激起红四方面军的义愤。在何畏、李特等人的煽动下，红四方面军也反唇相讥，使两军关系蒙上了一层越来越重的阴影。

三是公然伸手要权。

早在离开两河口的第二天，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7月初，中共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慰问团由李富春（总政治部副主任）、刘伯承（军委总参谋长）、林伯渠（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李维汉（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组成，任务是慰问红四方面军、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他们受到了张国焘异常“热情”的接待：吃饭有人请，散步有人陪，谈话有人记，目的只有一个：限制他们与红四方面军干部接触。

7月5日夜，张国焘把中央慰问团负责人李富春请来住处。

“两军会合后，部队多了，摊子大了，当务之急是统一军事的组织问题，否则无法统一指挥作战，也没有把握攻下松潘、消灭胡宗南。”

“统一军事指挥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李富春一时转不过弯来。

“解决了？”张国焘明知故问，“我怎么不知道。”

李富春说：“中央常委不是决定增补你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和陈昌浩同志为军委委员吗？”

“把三个人加进军委，就算是解决统一军事的组织问题了。这样未免太简单了！”张国焘冷笑道，“再说，军委是决策机构，在指挥机构里若没有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这样不好统一指挥。”

事关重大，李富春不敢吱声。

张国焘继续说：“红军总部应该调整一下，以便真正体现统一军事指挥组织。我建议，由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

当时，红军总政委为周恩来。

李富春急不择言：“那周副主席呢？”

“可以设常委嘛。”张国焘有一整套方案，“中央军委设常委，周恩来、毛泽东等在军委常委专门谋划战略问题，不直接参与指挥。这样调整才能体现统一军事指挥，也有利于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李富春说：“我只不过是一个总政治部副主任……”

不等他说完，张国焘就插断了：“你是总政治部副主任，负责管组织，说话的分量不轻哟。”

李富春不敢表态，7月6日凌晨通过电报将此事及时通报给中央：

朱、周、王、毛：

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七月六日一时

跟随中路军前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到电报，都感到一惊。

周恩来脱口而出：“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毛泽东忧心忡忡：“一定还会有后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