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汉生军旅轶事

“由于没有受过‘肃反’扩大化的牵连……贺关把发展新党员的第一个对象选中了我”

对于从游击队员转为红军战士，廖汉生终生难忘：“1933年农历闰五月的一天，红三军（由红二军团缩编而成）军部率九师从鹤峰太平镇过，在镇上住了一晚。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把我从鹤峰县游击第四大队调到军部当书记（相当于文书）。”但是这种喜悦之情，很快就被他在红三军中耳闻目睹的许多怪现象驱散了。

这时，红三军正大抓“改组派”，部队元气大伤！

从1932年5月起，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在红三军中开始“肃反”运动，大抓所谓“改组派”，并一连搞了4次，冤杀了好几千人。

对于夏曦的倒行逆施，亲历那段恐怖岁月的廖汉生愤恨不已：“究竟什么叫‘改组派’？我在许多年后才搞明白，所谓‘改组派’指的是由陈公博等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是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系向蒋介石争权夺利的一个小团体。随着汪派得到了几个职位，这个小团体于1931年宣布解散了。叫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么个短命的东西，却在1932年被左倾路线搬到共产党里来了。”

廖汉生到红三军军部时，军内党团组织都解散了，红三军只剩下4个党员，即：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分会主席夏曦、军长贺龙、军政委关向应、红七师师长卢冬生。由于卢冬生党员关系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夏曦无权取消他的党籍，但在红三军只能算有一半党员关系。因此，红三军有“三个半党员”之说。在党团组织解散的同时，红三军的各级政治机关也被撤销，政治干部关的关、杀的杀，只剩下关向应的军政委一职，政治工作制度随之瓦解。

关向应是在1932年1月由党中央派到湘鄂西苏区来的。作为军政委，他当然知道军队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所以，第四次“肃反”高潮一过，他就在军部恢复了第一个党的支部，接着又开始发展新党员。廖汉生就是在关向应的培养和教导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

对于能在逆境中入党，廖汉生心知肚明：“我到红三军刚刚一个多月，由于没有受过‘肃反’扩大化的牵连，可以说是一身清白，另外也由于红三军有文化的干部如留苏生、黄埔生基本上都杀掉了，我是高小毕业生，能认得几个字，在军部当书记，因此贺关把发展新党员的第一个对象选中了我。”这年8月，红三军转战到建始县境内。一天，军部警卫班召开了党支部会议，讨论廖汉生的入党问题。支部会议开始后，“关政委首先代表贺龙和他本人简要介绍我的情况。……关政委做完介绍，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马上就通过了。从这一天起，我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入党后，廖汉生就跟在关向应政委身边学做党的工作，相继担任军政治部秘书、红七师师委书记。对于关向应的悉心栽培，廖汉生始终铭记：“关政委像谆谆善诱的先生一样地教导我，培养我。他给我详细解释党的路线、党的政策是怎么样的，手把手地教我怎么样填写党员登记表，亲自带着我去做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当时叫做‘重新登记党’。”

重新登记党员时，绝大多数党员竟然否认自己的党员身份，这诚如廖汉生所分析的：“由于‘肃反’扩大化捆杀的大多是党员，是干部，人们认为党员、干部等于‘改组派’，‘改组派’等于杀头，我不是党员，就抓不了我的‘改组派’，也就杀不了我的头。……因此当时人皆不愿当干部，不愿入党，老党员则不愿承认自己是党员而重新登记。”

面对这种情况，廖汉生悲愤填膺：“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指战员不敢参加共产党，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不肯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这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悲剧！由此可见，左倾路线把我们党的形象和威望毁坏成了什么样子！”

尽管困难不少，廖汉生仍然耐心而细致地做着恢复党团组织的工作。那一段时间，他每天背着一个装满党员登记表的皮挎包到处跑，一个一个地动员、解释，一个一个地登记、发展。

经过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一番努力，重新登记和新发展的党团员逐渐多起来。到1934年9月份，红三军党团员总数达到436人，其中党员267人、团员196人———大部分是重新登记的，新加入的也有几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