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传奇“红三村”

各个击破

三村迎来最后的胜利

敌人对红三村多次进攻未果，便改变战术，实行层层封锁，把红三村团团包围起来，试图把三村军民困死、饿死。地委决定派一些干部插到敌占区，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抗粮抗捐，开展“反资敌”运动，以拖住敌人后腿，减轻三村的压力。

首先吃到苦头的是北边进驻安陵集村的顽军孙秉贤、张志刚部。当时已近初冬，天气渐冷，孙、张部贴出征粮索衣的布告，没人理；派兵挨家翻箱倒柜，也是空空如也；更恼火的是找不到向导，经常遭到我游击小组的伏击。不几天，顽军又冻又饿，狼狈至极。老百姓见了心中大快，趁势放出风声：“红三村的八路军在绑梯子，要攻打安陵集啦！”“杨得志的队伍从北边开回来了！”张志刚听了吓破胆，急忙命令他的队伍“后退4里安营扎寨”，再也不敢前进一步。

三村北面的威胁解除了，可是西面的“反资敌”工作却做不下去，不仅遭到地主武装“红枪会”的阻挠和破坏，还杀害了我方“反资敌”工作骨干。这个红枪会的头子与顽军头领马逢乐有勾结，又是日寇的忠实走狗，十分猖狂。一天夜里，地委军事部部长宋励华得到消息：那个红枪会头子正在一个村庄看戏。宋励华立即带着几个便衣战士赶去假装看戏，将红枪会头子当场活捉，并大声向周围群众讲道：“乡亲们，共产党就在你们身边，放心大胆地干吧！坚决不给敌人一颗粮食、一两棉花，饿死他们！冻死他们！今天我代表三村法庭，依法判处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死刑！”接着在群众的呼应与呐喊中，一枪结束了这个红枪会头子的命。

红三村西北20里的毕寨伪区长周花脸听说这件事后，发誓“要给土八路点厉害尝尝”。他带了几个亲信去找顽军，策划血洗红三村，途中夜宿周家集。宋励华得到群众情报，连夜策马赶到周家集，把周花脸和几个汉奸堵在被窝里用枪“点了名”。这样，宋励华他们骑着快马，在西部神出鬼没地出入，镇压了一批汉奸顽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群众斗志，“反资敌”斗争又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

西边的顽军头目马逢乐得不到粮食和布匹，日子很不好过，就想勾结另一个顽军头目胡金泉攻打三村。胡金泉原来是一股势力很大的土匪头目，后来投靠了国民党当了独立旅旅长。这支部队有2000多人，装备精良，轻重机枪有100多挺。但由于三村军民的“反资敌”斗争，他们同样也是没吃没穿。了解到胡金泉与马逢乐有旧仇，对攻打三村有些迟疑不决，地委决定对胡开展统战工作，尽力把他争取过来。

戴晓东通过关系，主动找胡金泉谈话，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我党的方针政策，双方谈得很投机，胡金泉很快就动摇了。他为了与八路军搞好关系，给自己留条退路，主动提出要认戴晓东的小女儿为干女儿。考虑到统战工作的需要，有利于革命斗争，戴晓东满口答应了。胡金泉见八路军如此讲情义，发誓保持中立。后来他与八路军关系一直较好，还悄悄将子弹卖予之；伪顽军多次要求他攻打三村，都遭到拒绝。当时，“反资敌”斗争和统战工作的开展，对减轻红三村的抗敌压力起了很大作用。

1940年冬，红三村斗争进入最艰苦阶段，眼看粮食就要吃光了，战士们还没穿上棉衣。共产党员、农会会员个个勒紧腰带，地委领导与百姓同甘共苦，忍饥挨饿拿出一些吃的分给三村群众。在守卫三村的日日夜夜，大家每天只得靠一碗玉米糊糊果腹。尽管饥寒交加、大兵压境，三村军民也毫不气馁，他们决心与三村共存亡。鉴于三村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地委于11月8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戴晓东赴河北向八路军主力汇报，请求支援。同时，号召三村军民团结一致，树立必胜信念，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12月，时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听了鲁西南地委的汇报后，当即派出主力部队日夜兼程赶往红三村。31日，八路军主力部队赶到鲁西南后连续向敌人发起攻击，在常乐集一带消灭王子魁部300余人，继而又歼灭石福起部600余人，其他几股顽匪望风而逃。就这样，长达3个月的红三村保卫战终于胜利结束。

红三村保卫战的胜利，创造了平原地区坚守根据地的范例，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八路军第二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给予了很高评价，并专门写报告上报中央。毛泽东看到报告后十分高兴，充分肯定了平原人民的这一创造，并说对于在平原地区坚持抗日根据地更有把握了。1942年11月15日，冀鲁豫军区政委苏振华在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题为《鲁西南三个村的斗争是怎样坚持的》的讲话，将红三村的抗敌战斗作为反封锁、反“蚕食”斗争的一个典型范例，在全边区推广。杨得志也在给红三村军民的亲笔嘉奖信中称赞道：“你们光荣的斗争，你们光荣的名字，将永远留在鲁西南人民心里。”

（作者单位：山东省定陶县人民武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