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十年磨剑：从1975年提出军队“消肿”到1985年领导百万裁军

1985年：邓小平果敢坚毅地竖起一个指头，百万裁军“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

改革是一场革命。实际上，从1975年到1985年，全军进行了5次比较大的精简、调整，其中1985年这一次就又需要裁减100万。这是一项十分艰巨、非常复杂的工程。因为除了1975年整编因“四人帮”干扰没能进行下去，以后的3次精简、调整，都是少数单位和机关精简一次膨胀一次，边减边增，互相攀比。这种状况导致了有些单位的精简整编出现了精简——增编——再精简——再增编的恶性循环。怎么办？如何克服这种恶性循环？这时，邓小平提出了要搞体制改革的问题。他认为：“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精简整编要用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这是“难以为继”“不能容忍”的。历次精简整编的经验教训表明，“消肿”必须改革体制。改革体制，既可达到减人“消肿”的目的，又可革除旧体制的弊端，促进军队体制编制的科学合理。所以，1985年的精简整编，军队吸取以往教训，又学习地方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改革的步子也就迈得比较大了。

军队改革的主要办法大体上是撤、并、降、交、改、理等。“撤”，就是成建制地撤部队，包括撤军、撤师的番号等；“并”，主要是合并领导机关机构，像大军区合并、同类院校合并，有的归属地方等；“降”，则是降低有些单位的机构等级和压缩其规模，比如兵团级、军级机构分别压为军级、师级等；“交”，将部分属于各级政府职能的机关部队单位，例如内卫部队和县市人武部等交给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不再列入军队序列、编制；“改”，就是对有些保障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部分干部职务改用士官或兵，改成文职等；“理”，就是在上述基础上，调整和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1985年6月，聂荣臻写信给杨尚昆并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就精简整编问题提出意见。为贯彻百万裁军的意图，聂荣臻提出：1．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体制不变，不宜另成立三个总部，头多了不便工作。2．武器装备研制管理：总参负责提出作战性能要求、列编、订货、验收、分配、淘汰工作；国防科工委负责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等工作；总后负责运输、分发、保管和维修工作；海军从近海防御考虑装备问题；空军立足于自力更生为主解决装备问题。3．陆、海、空三军比例，陆军占62%，我军作战历来主要靠陆军。这要慎重，注意炮兵要真正顶用，并加强自行化，否则装备太重，于行军不利。4．战区内三军应统一指挥，海、空军平时应双重领导，海、空军跨区作战，由军委海、空军指挥。5．后勤供应体制，通用物资统一供应，专用物资专门供应。6．合成军队规模，在当前条件下，以适当小些为好。7．应将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国防大学，专门培养师以上高级干部。应从减下来的院校中，改建若干所培养军士的学校，专业军士在军队建设中有重要作用。这些意见，大部分也在军队建设中得到贯彻。

军队改革十分困难而又复杂。仅以合并、减少4个大军区为例，精心设计、施工的战备工程，配套的保障设施，互相熟悉、得心应手的办事机构，伴随自己工作和成长的光荣历史番号，等等，这些多少人、多少年心血所建成的东西需要放弃，无论从工作、生活和个人感情上讲，都是很痛苦的。然而，为了落实中央军委、邓小平的战略决策，军队的有关指战员，坚决而及时地完成了。撤销就更复杂了。1985年我军陆军部队的建制单位撤销了四分之一，特别是那些有着几十年光荣历史、具有赫赫战功的部队，一下子撤销了番号。但是，部队指战员如同战争年代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一样，在和平时期叫干啥就干啥。为了党和人民、国家的事业，叫留叫撤，坚决执行命令。有的部队为最后向军旗告别，干部战士含着热泪举行了最后一次分列式。这说明我军指战员不仅经得起战场的生死考验，也经得起和平时期体制编制改革过程中名利地位得失的考验。事实还雄辩地证明，中央军委和邓小平有关“消肿”必须改革体制的一系列论断和措施完全正确，切实可行，行之有效。正是由于贯彻邓小平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思想，才能对军队体制编制进行一系列改革，撤并减了大量机构。其中，1985年整编，全军就撤并了军以上机构30余个，师、团单位4000余个。撤并这么多机构，减少很多干部和大量保障人员，这对完成精简100万人的任务，无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军队精简“消肿”，搞体制改革精简人员，只有三总部带头才能对全军的改革和精简更有影响、更有指导性作用。这是军队精简“消肿”的首要一条。1975年1月，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首次讲话就提出三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此后，他多次强调必须这样做。1984年11月，他进一步指出：怎么减法，请大家出主意，“我只讲三总部带头”。据当时主管改革、精简工作的军队负责人回忆：1982年精简整编，我们拟定了一个三总部机关人员精简18.2%的方案，报送党中央和军委审批。邓小平阅后批示批评道：这个方案不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方案。但可作为第一步进行，以后再进一步研究。后来，他在一次军委座谈会上又说，我们有些问题处理得不是完全令人满意，这使我们“尤其是当时主管组织编制工作的我，感到压力很大”。他反复思考：为什么当年跟随刘邓首长南征北战，却在和平时期工作中提出了一个不能使统帅满意的方案呢？主要原因还是对邓小平讲的“三总部带头”指示理解不深，没有真正理解他关于“我们的肿，主要在高层，第一是三总部”的指示精神，所以贯彻执行起来就决心不大、不彻底。总参谋部有关首长就记得邓小平的当面批评：总部机关那么多人，如果不精简，将来打起仗来跑反也跑不赢。总部机关要那么大干什么，机关大了部门多了，扯皮的事情增多，工作效率就低。三总部搞那么多副职干什么？好多事情依靠部门来做嘛。副职多了，就官僚主义泛滥。这些指示强调，总部机关要带头“消肿”。深刻认识精简总部机关作用，不仅是总部机关自身建设的需要（总部机关搞精干了，可以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便于军委更好统率和指挥全军），而且是为全军“消肿”打开一个主要“突破口”。据此，总参谋部在拟制1985年整编方案时，强调三总部要带头，把精简三总部机关作为首要原则列出。结果，这次整编中机关处以上机构减少了将近六分之一，人员在原有基础上平均精简了一半，从而使总部机关较之过去精干了。

第二条，建设合成军，提高战斗力、大幅度裁减军队员额，是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方针。军队一切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战斗力。军队的组织编制是一门科学。它是人与武器装备以及人与人、武器与武器、单位与单位、上级与下级等等诸方面合理结合的一种组织形式。这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加一要大于二，数量相同的人员和装备，可以产生不同的战斗力，其原因就在于编组的科学性。因为科学的体制编制能够最大限度地充分发挥或调动武器装备和人的作用。1980年3月，邓小平就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说，要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这样便于合成训练，便于指挥员熟悉特种兵的指挥，把平时训练和战时使用结合起来。这些问题都要当做制度问题、体制问题作进一步研究。1981年9月，根据邓小平、中央军委指示，我军在华北地区组织了建军史上规模最大的诸军兵种协同作战演习。这次演习体现了现代战争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推动了全军向“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迈进。在1985年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中，经邓小平批准，把陆军和其他特种兵部队统一整编为陆军集团军。在海军、空军中，也加强了诸兵种的合成，初步提高了我军诸兵种合成的整体作战能力。这是我军在建设合成军队道路上迈出的新的一步，也是我军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必经途径。此外，还有妥善安置干部，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等等。所有这些，都离不开邓小平的果断决策。

从1975年提出军队“消肿”，到1985年领导百万裁军，邓小平十年磨剑，提出了关于军队“消肿”、建设精兵，以革命的精神改革我军的体制编制，军委总部机关要带头“消肿”、建设精干的统率机关，加强我军合成建设、努力提高军队战斗力等思想。这既是消除我军多年积弊、改变臃肿庞杂状况的重大战略决策，使全军在精兵、合成、提高效能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时又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我军建设的指导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