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庚
四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的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常驻武汉,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和与国民党的谈判。
王明在武汉工作期间,继续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独断专行,公然与延安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藐视中共中央的权威,将中央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凡事先斩后奏,甚至很少向中央请示报告。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挽救时局的关键》的文章和谈话,还在武汉大学作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讲,公开宣扬他的错误主张,散布与中共中央不一致的论调。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王明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他虽然承认他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向国民党让步太多,但仍坚持错误,还进一步提出“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赞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主张,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等。所谓“统一武装”和“统一待遇”,那只是王明的一厢情愿,国民党当局不会这样办的;而如果承认并实行“统一纪律”、“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等,到头来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利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
毛泽东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会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这个意见由于只得到个别人的支持而没有被采纳。
王明回武汉后,正值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又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未经中央批准即送交国民党。这个提议提出,“敝党愿尽力赞助贵党在抗日救国大前提下,造成统一的群众运动和统一的群众组织”等等。中共中央发现了王明的错误做法,于3月25日给长江局发去《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电》,针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八项建议,责令长江局将这个文件转国民党方面,但为王明所拒绝而没有照办。
王明之所以敢于如此张狂,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是他认为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支持。诚然,斯大林十分信任王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也与王明有着良好的关系。对王明的所作所为,毛泽东虽然也有所考虑,但也有所顾忌。当然,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向来是不让步的,即使多数人站在王明一边,他也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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