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殚精竭虑解决台湾问题

三、提出“邓六条”，规划两岸交流的具体途径

“叶九条”发表后，对台工作进入新阶段，两岸开始进行多渠道沟通工作。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考虑到台湾同大陆统一后的特殊情况，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中美“八一七”公报的发表，打开了两国因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形成的僵局，避免了中美关系的严重倒退，为中美关系在80年代中后期的平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82年7月24日，在邓小平决策下，廖承志发表致蒋经国先生公开信。此前，蒋经国在悼念其父蒋介石的文章中写道：“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了解这些情况后，邓小平指示由过去和蒋经国有历史渊源的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信，晓以大义，陈以厉害， 动以感情。廖承志当时任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他父亲廖仲恺与蒋介石是国民党时期的同事，他本人与蒋经国是儿时的好友，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由他来写这封信，于公于私都很合适。

公开信提出“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三次合作，大责难谢。”“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邓小平具体指导这封信写作和发表的细节，他和廖承志商定了信的主旨，亲自批示发表，还关心发表的方式和效果。对于蒋经国拒绝的态度，邓小平很大度，表示能理解。8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陈树柏等时，谈到蒋经国拒绝这封信的情况说：“见到他，你代我向他问候，他有他的难处，可以理解。不要一直板着面孔，他自己不能出面，可以让别人出面”。

此时陈立夫也在酝酿一个大动作，他决定派出自己的私人代表杨亨显来大陆沟通。邓小平敏锐地指出：“这是一件大事，要抓紧，要准备和陈立夫深谈。”1983年5月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杨亨显，衷心希望两岸早日开启和谈，对国家民族作出交代。

从1980年起，经过3年扎扎实实的工作，到1983年，两岸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国民党当局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取代过去“武力反攻大陆”的僵硬立场，两岸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体育、卫生等各方面开始有了接触和联系。

邓小平是一个善于捕捉机遇的战略家。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选择时机，于1983年6月26日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发表一篇精心准备的正式谈话，以规划两岸沟通的具体事宜。

杨力宇，1949年随其大姐赴台，1960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赴美留学，后寄居美国，出任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兼中国研究所主任。1979年至1982年，杨力宇先后11次访华，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经贸、科技文化事业。1983年3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亚洲问题研究协会年会上，他将“中国统一之展望”列为讨论会的专题之一。这次会上，被认为是蒋经国在美国的观察员的丘宏达，提出了被认为是代表台湾方面提出的和谈条件。邓小平认为他的误解太深，愿意当面澄清。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了杨力宇。陪同会见的阵容很强大，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接替不久前去世的廖承志负责中央对台工作），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汪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等。在耐心地听了杨力宇冗长的分析和不同意见后，邓小平详尽阐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后来被概括为“邓六条”，谈话的要点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

“邓六条”使“一国两制”的构想更为完备、充实，对中央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说明和论述。指出：台湾问题的核心问题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构成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坚持一个中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赞成“完全自治”的提法；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也不是台湾把大陆吃掉；实现统一的适当方式是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不允许外国势力插手。

“邓六条”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海外舆论极为重视，普遍认为，这是和平统一祖国的最新构想、最新方案和最新倡议。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这是我们的“底”。1983年8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一行时说：“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始终着眼于用和平方式。最近我出面谈了一篇和平统一的方案。实际上还是我们过去提出的九条，内容是一致的，不过更具体一点，更明确一点，我们的底全部交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