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永清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国共两党内战的结果，与美国的干涉有直接关系，本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参与了对台工作的许多重大决策。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亲自领导了党和政府的对台工作，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底1979年初，决策实现对台方针政策的历史性转变；第二阶段，1981年9月“叶九条”发表，“一国两制”思想开始形成；第三阶段，1983年6月提出“邓六条”，规划两岸交流的具体途径；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提出发扬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传统，振兴中华民族的新思路。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
一、决策实现对台方针政策的历史性转变
党的对台方针政策在建国后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期间，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4年元旦社论将对台方针表述为：“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和解放台湾。解放台湾是包括台湾省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神圣义务。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期，仍然延续了“文革”中的一些提法。1977年2月28日首都各界纪念 “二?二八”起义3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四人帮’既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又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粉碎了‘四人帮’，对盘踞在台湾的蒋经国的反动统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加鼓舞了包括台湾省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斗志。”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和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都明确规定“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方针。
这个方针的调整缘起1978年5月美国总统卡特对华政策的转变。1978年5月，卡特表示接受中国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项基本条件，年内采取行动。从7月开始，中美就建交问题进行艰苦的谈判。在中美建交谈判过程中，邓小平做出调整对台工作方针的历史性决策，即把“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调整为“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统一大业”。不提“解放”二字，代之以“解决”二字。从10月起，邓小平开始在内部讲话中使用“台湾归回中国”的提法，不再提“解放台湾”。在中美建交谈判进入“谈成”的实质阶段，1978年12月13日前夕，他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第六次会谈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要明确表示：美方可表示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时我方也要用相同方式表示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这里，邓小平亲笔用文字形式确立了“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新提法。之后，中美建交公报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也用“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新提法，替代了“解放台湾”的提法，对台工作方针实现历史性转变。
1978年12月24日，邓小平阅胡绩伟报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修改稿，作出批示：“乔木同志：两件我看可用，请你再斟酌一下，最好提到今天下午政治局会议讨论。”为缓和两岸局势，1979年1月1日，徐向前以国防部部长名义发表关于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的声明。同日，《告台湾同胞书》公开发表，公告阐述了中共对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强调“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提出商谈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实现通航通邮通商。这些内容，邓小平在此前的内部讲话中多次作了阐述。
根据中美建交时达成的协议，应美国政府的邀请，１９７９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问美国。访问期间，邓小平多次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当然，他也同样强调，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邓小平访美期间的公开宣讲，使对台工作的新方针为国际社会广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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