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到渠成：
特殊学校落户小村
布里留法工艺学校旧址内，一棵挺拔的洋槐树尤为引人注目。
史克己告诉笔者，这棵见证历史沧桑、已有近百岁树龄的洋槐为当年在学校担任教员的蔡和森手植。“在北方农村，传统上多种国槐，洋槐较为少见。据当年在此求学的学员回忆，当年蔡和森种下这棵洋槐树时，曾说：种洋槐，就是表明和旧社会决裂、留洋求学之决心。”
从高阳华工的“工余求学”到波澜壮阔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布里这个看似普通的北方小村又起到了什么样的特殊历史作用呢？
“‘工余求学’的显著成绩大大超出了李石曾的始愿。后来，豆腐公司的工人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根据几年业余求学实践，正式提出了‘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主张。”郑名桢说。
李石曾对这一主张倍加赞赏，在这一主张的启示下，1915年6月，李石曾和已经赴法的蔡元培在巴黎成立了“勤工俭学会”，其宗旨为“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这便是“勤工俭学”四个字的由来。
“为什么勤工俭学的去向最初选择了法国，而不是赴其他国家呢？”郑名桢给出了如下解释：辛亥革命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中国留学生的兴趣已转向科学技术等理工学科。又因欧美诸国的科技水平高于日本，赴欧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日趋增多。但欧美诸国生活费用较高。就普通教育和中等教育而言，法国学费低而且较易求学。同时就高深教育而言，法国各类学科研究又都处在领先地位。因此，有志青年们越来越趋向留学法国。
1916年底，蔡元培由法回国接受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李石曾也随后回国。他们回国后，在北京设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及华法教育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成为主办全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总机关。
“为了使青年学生赴法前既学会浅显的法语和文化知识，又能掌握一些简单的劳动技能，留法勤工俭学会自1917年下半年开始，在直隶（今河北省）、北京等地筹建附设实习工厂的预备学校，以便取得经验后向全国推广。”郑名桢说。
1917年夏，留法勤工俭学会设立全国第一所初级预备学校，选址高阳小村布里，法文教员先后由原豆腐公司工人张秀波、齐连登和曹福同担任。
“布里村和邻近村庄的青年闻讯到校报名的很多，参加考试的约有二三百人。考试科目除国文、算术外，还要考体力。”史克己告诉笔者，在首届入校的学生中，就有后来与周恩来同期赴法、最终成为法国爱国侨领的王守义。
1918年，由于招生人数的增加，布里村的校舍不够用，李石曾回到北京，请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姜妙香等人演出，为学校的建设募集资金，共筹得大洋1500余元，建设了新校舍。
新校舍建成后，学校正式更名为它现在的名字——布里留法工艺学校。
“新校舍建在布里村西南角一个叫‘马楼’的地方，有3排41间平房，包括教室、宿舍、饭堂、办公室和实习工厂。”史克己介绍。
1918年夏，新校舍建成后的布里留法工艺学校迎来了招收的第二批80余名学员——不同于以往的是，名气渐长的布里第一次迎来了一批南方学生，其中以湖南人为主。带队的，正是后来成为我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
因为语言和生活、饮食习惯的差异，那批学生被分为了北方班和南方班，蔡和森担任南方班教员。
1919年秋，学校又招收了第三期学员，仍旧分北方班和南方班。1920年，由于法国经济凋敝，学校停止招生。
布里留法工艺学校先后共招收了3期200余名学生，后来到法国留学的有73人。
作为留法勤工俭学会设立的第一所初级预备学校，布里留法工艺学校的地位重要而特殊。留法勤工俭学生、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同志曾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文物史料展览题词：“勤工俭学，旨在济世。回首当年，喜怀旧址。布里巴黎，千载情炽。今日挥毫，用以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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