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贡献：
旅法学子英才辈出
1978年春天，来自布里的“草根研究者”王章书第一次小心翼翼地走进了何长工老将军的办公室。
老将军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自费前来采访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民办教师，他们谈得很投机。
蔡和森、向警予、颜昌颐、唐铎……当王章书细数一个个何长工在法国时的同学、好友的名字时，老将军激动了，他仿佛回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情不自禁地放开喉咙，为王章书唱起了原汁原味的《马赛曲》。
对当年参加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学生们来说，那段经历是影响他们一生的宝贵财富。而他们中的一大批人则成为后来中国革命与建设历程中的宝贵财富。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18年底才结束，直到1919年3月，第一批勤工俭学生才启程赴法。
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89人于上海杨树浦码头，乘日轮“因幡丸”号启程赴法，其中湖南43人、直隶（今河北）22人、四川9人、山东8人、湖北3人，广东、江苏、安徽、江西各1人……当时的报刊详细报道了从1919年3月到1920年12月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组织的共20批赴法学生的情况。
在后人根据这些报道及档案资料整理的记载中，笔者读到了这样一些后来彪炳史册的名字：陈毅（第五批），徐特立（第七批），王若飞（第八批），李维汉、李富春（第九批），聂荣臻（第十一批）、葛健豪、蔡畅、向警予、蔡和森（第十二批），赵世炎（第十五批），邓小平（第十七批），周恩来、郭隆真（第十八批）、张申府（第十九批）、何长工（第二十批）……
“第二十批勤工俭学生是华法教育会组织赴法的最后一批，此后，由于法国发生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勤工俭学学生生活十分困难。国内勤工俭学的热潮也慢慢转冷。”郑名桢说。
截至1920年底，全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约1700余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是蔡和森的母亲、54岁的葛健豪，最小的则是12岁的高阳人王书堂。
陈毅元帅生前回忆自己留法勤工俭学时曾谈到：“法国的工厂生活，是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下面……我对被资本家辞退的法国工人深表无限同情，觉得社会革命是极合理的事……”
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在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先进分子的组织活动下成立。从此，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留法勤工俭学生们，不辞艰辛、远涉重洋，寻求科学和真理。从他们中涌现出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为后人熟知的青年才俊，在汲取西方先进文明营养的同时，利用在欧洲的有利条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相继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重要的领导人。”郑名桢说。
“正所谓‘一部留法史，半个科学院’。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另一大贡献则是对近现代中国科技人才的培养。一部分走上科学道路的有志青年们，回国后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广泛分布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为我国近代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史克己则向笔者展示了另一份名单：
——著名纺织学家张汉文，布里留法工艺学校第二批毕业生，学成回国后，一头扎进了纺织工业的创业大军，著有《毛纺学》这部中国毛纺领域的拓荒之作。而如今的高阳县，正是以“纺织之乡”的美誉闻名全国。
——著名电机工程专家侯昌国，一部《电机工程学》奠定了他在新中国电机工程领域的权威地位。
——陈光熙，中国电子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第一个小型磁芯存储器的发明者，中国第一代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
——汪德耀，中国细胞学科的学术权威，一部《普通细胞学》令他走上了新中国生物研究的制高点。
……
即使是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回国、最终在异国终老的勤工俭学生们，也多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
王守义，这个当年和周恩来同乘“博尔多斯”号轮船赴法、分别多年仍能被邓小平一眼认出的高阳人，依靠自己的努力，在法国打拼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并资助了许多在法国求学的中国学生。
1971年旅法华侨成立“旅法华人俱乐部”，王守义当选为常务委员、副主席。在此期间，他大力协助处理了多起华侨遗留问题，维护了海外游子的合法权益。
1980年邓颖超同志出访法国时，曾在巴黎四次专门邀见王守义，并谆谆嘱咐他要珍重身体，早日回国定居。王守义在邓大姐的热情劝慰下，即决定落叶归根，并着手进行准备，可惜未及如愿而身先去，于1981年5月5日在巴黎病逝，享年83岁。（通讯员 冉旭光 记者 王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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