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大罢工中张国焘的作用探析【2】

二、张国焘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过程中的角色

张国焘是1923年1月底到达郑州的，他自己也说“于2月1日的前夕，赶到了郑州”。[12]在此前后，北京、武汉方面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有关负责人罗章龙、史文彬、吴雨铭、陈潭秋、项德龙（项英）、林育南、李震瀛等和各地代表也纷纷到达，他们也是这次罢工的主要领导成员。

由于京汉铁路是吴佩孚的重要收入来源，被其视为私有财产和“命根子”。作为直系军阀首领，虽然他曾经发表过“保护劳工”的通电，但其目的一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开明，故作姿态以争取舆论的支持；二是企图利用新兴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为他“武力统一”中国效力。当工人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迅猛发展后，吴佩孚终于撕下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电令郑州驻军总司令靳云鹗“即希预为防范，设法制止为盼”，[13]甚至不惜武力镇压。1月28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领武装警察多人到总工会宣布吴佩孚的电令：禁止京汉铁路工人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工人们群情激愤，不为所动。“至三十日，忽得吴佩孚致总工会电，召代表赴洛计议，工人于愤激之余，遂派代表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五同志即日赴洛与吴交涉。”[14]

谈判过程中，吴佩孚对5名代表威逼利诱：“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么？改期不行么？改地方不行么？我是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们为难？……我已经下了命令，制止开会。我是军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我以后保护你们的日子还多咧。”[15]然而代表们无动于衷，始终坚持：（一）根据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二）根据你的政治主张，“劳动立法，保护劳工”的通电是你发的，不能出尔又反尔。（三）大会筹备很久，京汉铁路管理局已经同意，各地的代表已到达郑州，已成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16]于是，双方不欢而散。五名代表为了争取时间，尽早向筹备处报告谈判情况，连客车都等不及，坐上货车就往回赶。到郑州，已经是31日下午4点多钟了。[17]

当时到达郑州的全国各地工会代表有武汉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等30多个工人团体，代表300余人，以及北京、武汉等地男女学生代表30余人。各铁路方面的代表计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各段各厂的代表共60余人。这些代表被分别安置在郑州金台、福昌、五洲等旅馆。31日晚，在大会筹备处召开京汉路总工会会议，商议对策，继而召集到郑代表开会，报告赴洛会谈情形。会上，杨德甫首先发言，称“为了息事宁人敷衍吴佩孚的面子起见，成立大会的方式可以改变：节目少一点，时间短一点，早开早散，尽可能避免同军警冲突”。[18]而林祥谦、项德龙则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成立大会应该按时举行。吴汝明、李震瀛、施洋、林育南等也纷纷表示赞同。施洋在讲话中声色俱厉，更为动人，最后他喊出“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无产阶级胜利万岁”的口号。在会场的代表和在那里听消息的工人，都不知不觉地跟着施洋喊这两个口号！[19]“紧急会议采纳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一不换地点，二不改日期，三不变程序，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按照原定计划举行。”[20]

有人认为，张国焘在领导罢工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冒着生命危险主持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军警重重包围的严峻形势下，张国焘登上讲台，以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的身份主持会议，宣告京汉铁路工人总工会正式成立”，并且在他的主持下，“会议按照预定的议程逐一进行。杨德甫、施洋、李汉俊、包惠僧等也讲了话，会议一直开到下午4点，最后由张国焘致谢词，宣告散会”。[21]本文认为这种说法是有待商榷的。

其一，成立大会的主持人不是张国焘。张国焘到达郑州时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自称为“这次罢工的最高指导者”。[22]而当时总工会秘书是天津人李震瀛，这与张国焘“以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的身份主持会议”的说法相矛盾。

其二，京汉铁路总工会不是由张国焘主持和宣告成立的。据当事人包惠僧的说法，1923年2月1日拂晓，郑州全城内外军警局宣布紧急戒严令，沿街排列武装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23]工人代表们不畏强暴，高举红旗，从五洲大旅馆整队出发，走到距会场不远处，“被军警包围，举枪威吓，阻止前进。全体大愤，先推代表再三理论，终不允许，全体鹄立街心约二小时，愤激不已，乃奋勇拼死冲开防线，涌入会场，首由主席宣布组织总工会宗旨，及此次视强权无理压迫的可恨，遂即宣布京汉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24]《中国共产党史稿》也记载：“在军警重重包围的紧张气氛中，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普乐园剧园举行。会议主席史文彬宣读组织总工会宗旨，并郑重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总工会秘书李震瀛带领大家振臂高呼……接着，与会代表和工人们上街游行示威，庆祝京汉铁路总工会诞生。”[25]可见，京汉铁路总工会不是由张国焘宣布成立的，而是在史文彬主持下宣告成立的，甚至张国焘自己在回忆当时情景时也承认：“首由主席宣布组织总工会宗旨，及此次被强权无理压迫之可恨，并郑重宣布京汉路总工会正式成立。”[26]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张国焘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原来他已经被反动军阀的汹汹气势吓昏了头脑，慌忙提出“为避免流血起见，总工会的成立仪式和全体大会可以改时改地举行，现在不必坚持。”[27]张国焘的错误主张，立即遭到工人们的强烈反对，他们不顾张国焘的阻挠，宣布大会正式开始，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欢呼声震撼屋宇。[28]

其三，据罗章龙回忆，军警对代表们“出言百般恐吓，群众照常开会，延至下午四时，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29]代表们以示威的姿态，离开了会场。但是，最后是“张国焘致谢词，宣告散会”的吗？对于当时的情景，包惠僧曾有细致描述：“主席宣布散会以后，工人即分途夺门而出，总工会的匾额、对联、银盾都被军警捣毁净尽。”[30]上文已指出，本次大会主席为史文彬，而不是张国焘。据此推断，最后应该是由史文彬宣布散会的。那么张国焘在会议临近结束时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呢？“在张国焘的一再动员下，各地代表和来宾在‘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的口号声中，愤然离开会场。”[31]

综上，本文认为张国焘在京汉铁路工人总工会成立过程中，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领导作用，反而违背工人们的意愿，阻挠大会的顺利召开，表现出了相当地妥协性和投机性，充分暴露了他“只知个人利益，不顾党的利益”[32]的真面目。